【 人物名片】 Bob Gregory，1961年，Bob Gregory取得墨尔本大学商业学士学位并获得经济学一等荣誉。1967年，Bob Gregory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1967-69他在美国西北大学任助理教授，并于1969年开始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系工作，于1981年晋升为教授，并自1987年起担任系主任。除美国西北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外，Gregory教授还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的讲座教授。1979年，Gregory教授当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1985-1995期间Gregory教授还兼任了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董事。1996年，Gregory教授被授予澳大利亚勋章。
他曾在世界各地顶尖学府从事学术研究，也曾在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劳动力市场、福利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等多个方向。他总是关注澳大利亚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并用简单有效的数据分析进行揭示。他对经济学有着独到的见解，不愿被任何学派所束缚。他不想成为政治家，只想做一位正的经济学家。他就是澳大利亚公共政策领域极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Robert (Bob) Gregory教授，一位真正带着经世之情、济民之怀的经济学家。
近日，Gregory教授到访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进行为期三周的学术交流，本次“名师零距离”我们有幸采访到Gregory教授，一同聆听他对学术领域、国际关系和中国问题的多面向思考。
一、“我会自由切换研究领域，以保持对经济学的热情和好奇心。”
Gregory教授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他最初对劳动经济学感兴趣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失业率和名义工资都大幅上升，失业率从五、六十年代的2%上升至10%，引发了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时澳大利亚的劳动经济学研究非常匮乏，Gregory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方向，这便是他开始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契机所在。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工资决定方面的工作被认为是研究工资决定中“内部-外部”效应的开始。Gregory教授在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涉猎广泛且极具开创性，例如大规模失业的起源、就业构成的变化、收入不平等的加剧等，这些研究工作都吸引了大批研究人员和政府部门的关注。
除劳动经济学外，Gregory教授还深耕福利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等多个研究领域。他于1976年发表的关于矿产繁荣影响的论文分析了矿业繁荣对澳大利亚经济的长期负面效应，这种效应后来被称为“格雷戈里效应” （Gregory effect）。
Gregory教授表示，他从不专门研究某个研究领域，那时学术界也没有Tenure-Track这样的残酷制度，因此自己也不必担心文章的发表。当他觉得某一领域变得重要，他就会自如地切换他的兴趣领域。“这样做的好处是，我可以保持对经济学的热情和好奇心，也可以避免陷入某种思维定势。”Gregory教授补充道，“现在的学术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了，大多数年轻学者无法抽身去探索多样化的研究领域，社会期待并催逼着年轻学者成为‘专家’，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样。”
2023年12月，Gregory教授在IESR进行题为“Australia's covid respon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essons for all countries”的论文分享
二、“我既是学者，也是政策顾问。”
也有很多时候，Gregory教授会离开大学去政府工作。1985-1995年，Gregory教授担任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董事会成员；此间的1986-1991年，Gregory担任澳大利亚科学技术委员会成员。此外，Gregory教授还担任过华盛顿特区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工业援助委员会的访问学者。
“我既是学者，也是政策顾问，这样的身份并不多见。”尽管Gregory教授更喜欢做学者，但他认为学校无法教会人们现实生活的东西，做学者太“狭窄”（narrow）了。“我去政府工作做政策分析是为了更好地接触现实生活。”
随着Gregory教授年龄渐长以及与政府打交道越来越深入，他越来越认识到政治的重要性，但也发现政治变得越来越不友好，很多政客和民众往往只关注降低税收和缩小政府，而忽视了那些需要政府帮助的弱势群体。因此，即使Gregory教授一直积极参与政府工作，但他表示自己并不会告诉政府应该怎么做。Gregory教授认为，经济学的本质是发现并简化世界的运行规律，如果想要改变这个世界，那是政治学家做的事。他呆在政府部门，只是想搞清楚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什么是好主意，什么是坏主意。“我不为任何政府工作，或者说，我不想过分地推动政府工作。”
三、“没有什么“魔法子弹”可以一枪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
Gregory教授还曾是澳大利亚英联邦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成员。20世纪80年代末，Gregory教授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联合开发了“按收入比例回报的贷款系统”（income-contingent loan system），让无力负担学费的大学生在工作后有经济实力后才需偿还政府贷款，同时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和学生的即时还贷压力。Gregory教授亦曾担任澳大利亚英联邦社区服务与卫生部首席顾问，负责对老年护理和疗养院资金进行系列审查。
尽管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纾困，但Gregory教授表示，没有什么“魔法子弹” (magic bullets / silver bullets)可以一枪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世界是由许许多多的“小碎片”（little bits and pieces）组成，每个“小碎片”都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他只能尽可能地运用不同的方法和策略来分析处理这些“小碎片”，而不是去期待有什么完美解决方案。
四、“劳动经济学需要保持对问题的关注，不能一味地专注于技术层面。”
Gregory教授喜欢研究宏观议题。他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宏观议题反映了经济繁荣时会发生什么，比如是否出现失业等，这是人们更能切身感受到的。但Gregory教授表示自己只是喜欢分析宏观问题，而非宏观经济学家。事实上，他不喜欢包括Robert Lucas在内的部分宏观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使得宏观经济学“倒退”了，让这一学科开始越来越偏离现实。
不过，Gregory教授仍强调，自己不喜欢将宏观叙事和微观叙事分离，他认为两者相互补充和影响，比如经济体的失业率水平取决于工人的技能和资格（微观经济因素）与劳动力需求（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不匹配。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不会解决Gregory教授认为有趣的劳动力市场问题，而微观经济学家又往往忽略了宏观经济的因素，“我想打破这种界限，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更完整和更有说服力的研究框架。”
Gregory教授对数据分析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60多年前，当Gregory教授开始从事学术工作时，收集数据还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政府部门收集了很多数据，也因此助力了他的学术研究。Gregory教授认为数据分析是自己生命中的一场“大革命”，“数据是很公平的，它可以阻止这个行业被那些有权势又聪明、但却又不真正了解事情的人所主导。”
然而，Gregory教授并不喜欢过于复杂的数据分析。在他看来，数据分析的复杂度需要与问题相匹配。“经济学的伟大思想，都迸发自简单的数据分析。比如菲利普斯曲线将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联系起来，而弗里德曼则将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量联系在一起。”Gregory教授指出，发现问题并用简单的数据分析出为什么，这个过程才是真正复杂的。Gregory教授同时强调，理论和数据要相辅相成，不能偏废。使用理论分析和数据分析都要考虑是否符合现实。
总的来说，Gregory教授认为劳动经济学是一门有前景的学科，它涵盖了很多领域，且在不断拓展自身的边界。“但有时不可避免地，这一分支学科会变得有些狭隘，太专注于技术细节而不够宏观。”Gregory教授表示，劳动经济学需要保持对问题的关注，不能一味地专注于技术层面。
2017年7月，Gregory教授为IESR第二届经济学夏令营学子带来学术讲座
五、“我们对经济和技术演变的理解能力非常有限。眼下关键是提高低技能者的适应能力并增强富人的社会责任。”
1930年，凯恩斯发表文章《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对100年后的世界经济做出了预言。文章认为，由于资本积累和科技进步，到2030年，人们的工作机会大量增多，工作时间也能大幅减少。人们不再需要为了赚钱而奔波，而只需要每周工作15个小时，就能过上幸福生活。现在来看尽管有些理想化，但当被问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是否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时，Gregory教授通过引出凯恩斯发表的此篇长文给出了自己的立场。
“我们对经济和技术演变的理解能力非常有限。”即使未来不可知，Gregory教授仍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可能影响持乐观态度。“如果回溯历史，你会发现现在的一切都显著好于从前，人们活得更长，收入更多，享受更好——尽管不是每个国家都这样。”Gregory教授表示，在澳大利亚，现在很多的优质工作都留给了受教育女性，而这在40年前是不可预见的。事实上，高技能者总能很好地适应环境并做出改变，关键点在于，我们需要尽力提供教育并培养那些低技能者，让他们的适应力更强。对此，澳大利亚延长了人们的受教育年限，还提供了失业救济和收入支持计划等。
不过，不止于此，Gregory教授认为富人也需要对此负责。他强调，富人必须要意识到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并不主要是因为努力而富有，很多情况下只是因为他们出生时有运气、智力和经济等先天优势加持。“富人必须承担与自己收入相称的税收责任，为社会做出必要贡献。这一观点可能不会被广泛认可，但这是我的信念。”谈及社会公平议题，Gregory教授给出了深刻反思和坚定批判。
六、“ 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与中国息息相关。”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统计，2023年11月，澳大利亚的失业率维持在3.8%，接近3、40年来的最低失业率水平。当被问及对澳大利亚低失业率的看法时，Gregory教授指出，澳大利亚目前的低失业率主要来自于疫情期间财政支出所带来的刺激效应。他认为，当财政支出逐渐消退时，低失业率是否能维持下去，将是一个有趣又重要的问题。同时，由于当前的利率水平较高，澳大利亚经济复苏进程或将放缓，甚至可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
要消解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中澳双边关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突破口。Gregory教授认为，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经济繁荣，某种意义上来说，澳大利亚和中国是紧密相连的。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煤炭等矿业资源几乎都出口至中国，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远超其他国家。Gregory教授表示自己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澳大利亚乃至美国都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对华政策，决策层的短视思维将导致国际贸易议程萎缩，进而丧失其国际影响力。政府决策者需要不断被提醒自由贸易的好处和保护主义的代价。“尽管现阶段中澳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和冲突，但我坚定相信，两国的经济交流不会被轻易切断，未来的双边合作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密。”
七、“ 兼职工作或许能破解中国的就业难题。”
在论及中国的就业问题应该如何应对时，Gregory教授认为关键在于要重新认识兼职工作。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价值取向不同，对兼职工作的看法和经验也不同。澳大利亚人重视自由选择和灵活性，也享受兼职工作带来的收入和灵活性的乐趣。中国人则更注重传统观念和社会规则，也面临着对兼职工作所带来的压力和困惑。
“我女儿就是一位兼职工作者，我自己差不多也是。”Gregory教授打趣道。他表示，在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增长最快的群体是45-55岁的女性。中国的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已经突破80岁，但她们最迟55岁就得退休。至少在未来三四十年内，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不会是大问题。但如果中国想对此未雨绸缪，一是可以更灵活地规定退休年龄，二是可以进一步规范兼职市场。由于兼职工作比例较高，澳大利亚的兼职工作质量普遍较高，合理的兼职收入和权益也得到了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障。Gregory教授认为，中国可以打造一个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特别对女性来讲，很多受教育女性由于生育并照料小孩，很多人就此失去工作机会，此时一份规范的兼职工作也许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在工作上能灵活做出选择并得到相应保障，这很重要。”
八、“我曾认为经济学者相互组建家庭并不合适。”
Gregory教授的夫人是孟昕教授，她亦深耕劳动经济学领域二十余载并享有盛誉。“年轻的时候，我曾认为经济学者相互不能组建家庭，我认为那相当危险。”Gregory教授开怀一笑，“然而，在经济学领域，像是Claudia Goldin和Lawrence Katz，或Justin Wolfers和Betsey Stevenson这样的学术couple也不在少数。”总之，这对学术伉俪也已携手走过二十多载。
Gregory教授表示，他与孟昕教授的学术观点非常相近，也一起做过很多研究。“但我与我妻子的工作方式不同，因此很少一起工作。”孟昕教授更喜欢高效完成一项研究后迅速转移到下一项研究，相比之下，Gregory教授更喜欢慢慢琢磨，加之自认“比较固执”，因此常常花费很长时间仅仅去搞一项研究。“尽管我们目前不经常合作，但我们常常会探讨一些学术问题。”最近，Gregory教授重温了与孟昕教授一起进行过的研究，重新拾起这些话题，他仍觉得这些工作值得继续做下去。“我喜欢我妻子做的工作，我也想做，但我太‘慢’了！——我妻子常常这么吐槽我。”Gregory教授微笑着并呷下了此次访谈的最后一口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