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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论道”公开讲座系列第43讲:哥伦比亚大学Matthew Neidell教授:Air pollution monitor adoption: Public or private goods?

2023-07-20
摘要Matthew Neidell教授指出,在环境监管领域的各种方法研究中,信息作为一种比较新的监管方式,有多种途径发挥作用,但是这一方式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不足。

2023年5月17日晚上,应我院“暨南论道”活动邀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Matthew Neidell分享了题为“Air pollution monitor adoption: Public or private goods?”的演讲。讲座由我院副教授邱筠主持。

Matthew Neidell教授

Matthew Neidell首先指出,在环境监管领域的各种方法研究中,信息作为一种比较新的监管方式,有多种途径发挥作用,但是这一方式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不足:如果要求公司提供其掌握的信息,很有可能会改变公司的行为而导致股价变化;消费者决策也是如此,在将污染水平的信息提供给消费者之后,他们会做出自我保护的适应性决策行为,例如搬迁到污染水平更低的地方。关于规避行为的研究,有雾霾警报、空气质量监测和火灾等。

近几年,监控空气质量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低成本空气污染监测器的出现导致它们在过去几年中迅速采用,许多人称赞它是改善污染暴露公共信息的重要工具,因为现有的监测网络有限。左图是英格兰某地的商用空气质量监测器,其规模和尺寸比一辆汽车还要大,价格非常昂贵,运行成本也很高;右图是该研究关注的新型空气质量监测器“PurpleAir sensors”,其尺寸小到可以放在手掌中,最新的零售价是229美元,属于个人和家庭购买的消费类产品。根据加利福尼亚州地图上显示的EPA环境保护局的官方传感器和个人购买的消费类传感器分布来看,后者的数量在近几年大幅增加。该研究的问题是,空气质量检测变革是否也带来了重大的信息变革?这取决于谁在购买消费类空气质量监测器,他们在哪里安装,以及用它们做什么。

该研究使用2019-2021年的加利福尼亚地区所有的PM monitors数据,使用监测器的GPS坐标和人口普查记录结合起来,并与van Donkelaar et al(2019)中的平均PM2.5数据合并。van Donkelaar et al(2019)将卫星读数与地面监测器和运输模型相结合,从1×1公里的网格中计算出全球PM 2.5的测量值,而不是使用官方监测器来数据。卫星模型数据的问题在于,不能很好的展示出实时变化和污染,但它们是长期尺度(如年度)上污染的良好衡量标准。下图展示了2019年至2021年数据点分布的变化,其中橙色点是官方的EPA监测器,较小的紫色点是加利福尼亚州基于户外监测器的紫色空气监测器,三年的时间里,监测器的数量大幅增加,并且集中在社区,用Moran’s I衡量的空间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急剧增加。

最终的研究数据涵盖了大约8000台室外监测器,大约4000台室内监测器,有四个主要影响需求的因素:第一个是作为普通商品而言,消费者收入越高,他们购买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次,消费者意识也很重要,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可能更了解这一产品,也就更有可能购买它们,同时存在同伴效应的影响;第三个是健康状况,此处用年龄作为代理变量;最后是污染事件的影响,例如2020年8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一系列野火,这将提高人们对空气质量水平的认识,并可能引发购买空气质量监测器。这项研究在探讨了监测器采用的因素后,对它如何影响有关空气质量的公共信息传播进行了数据检验。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监测器通过app发布在网上的污染浓度信息。因为室内环境各有不同,室内监测器在很大程度上只为拥有者提供信息,但户外监测器很有趣,因为一旦把放在外面,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它的污染信息,它就提供了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污染数据,同时具有私人和公共价值。在实际应用中,如果消费者和其邻居同时在户外安装监测器,可以说每一家的监测器几乎没有提供额外的信息;只有在新的监测器远离别人的监测器时,才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所以,如果想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们拥有的信息量,作为社会规划者需要尽可能地将机器分散在整个区域。但这是一个私人市场,前面谈到了对监测器的需求以及可能影响监测器购买的因素,所以,这里没有协调,可能不会看到最大化监测器的社会价值。实际的监测器分布表现出了明显的集聚,因为空气污染被资本化为更高的房价,高收入的人往往生活在污染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有很多的监测器,而污染较严重的地区没有很多监测器。

通过对各区域中的监测器数量进行泊松回归,考虑收入、种族和民族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并控制PM2.5水平,结果显示,室外监测器更有可能在污染较少的地区,随着PM2.5浓度的增加,我们看到室外监测器数量减少;室内监测器也是如此。室外监测器在分布上明显具有空间聚类的特征,提供的额外公共信息非常有限。结果显示当家庭收入增加1000美元时,监测器增加0.8%。所以监测器产品可能导致不平等的空气质量信息,这实际上与其目标相反,事实上,高收入人群更好地获得空气质量信息,而低收入人群则相反。因此,即使现在每个人都可能拥有更好、更多的信息,但获取信息的机会更加不平等。

最后,Matthew Neidell教授对参会者的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帮助参会师生更深入地理解了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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