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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冯帅章:如何通过婚俗改革消解婚恋市场的不平衡

2021-06-21
摘要在冯帅章看来,长远目标还是要进一步建立男女平等,构建对女性友好、对婚姻和家庭友好的社会。针对婚姻家庭的稳定出台综合措施,促进婚姻幸福、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真正帮助人们更容易进入婚姻和家庭,生儿育女,同时较好兼顾家庭和工作。”

编者按

近年来婚恋市场出现变迁,竞争和焦虑加剧,如何通过婚俗改革消解婚恋市场的不平衡?近日,《财经》杂志采访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2020年,冯帅章领衔的研究团队,承接广东省民政智库课题“广东婚俗文化及婚姻改革研究”。冯帅章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中国人的婚姻和家庭正在经历巨大转型。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稳定性明显下降,“彩礼金额逐年攀升值得关注”。

以下为《财经》杂志报道原文:


58岁的徐州红娘鲍淑侠搭建的“鹊桥”平台,每天晚上7时30分至10时在社交平台直播相亲。

6月16日晚,直播间人不多,主动连麦的男女比例是5∶1,一名中年女士为27岁的女儿找对象,简单介绍了女儿学历、身高。男方则踊跃得多,有母亲为24岁的儿子征婚,还有50岁的离异男士,他们都强调家里有房有车,甚至直言“不止一套房子”,只有一名38岁的男士坦承“没车没房,初中学历,身高也不高”。

“男孩多,女孩少。”从事红娘30余年,鲍淑侠总结当前婚恋市场的供需。据她观察,农村矛盾更突出,这几年,徐州的一些村庄出现不少30岁以上的未婚男青年,彩礼因此水涨船高,从1.1万元涨到6.6万元、8.8万元,这几年又变成15万元、20多万元。这还只是彩礼,“结婚没有房子,门都没有。农村有房不够,还要在县城或市里买房”。

与鲍淑侠观察到的农村“光棍”增加、婚姻成本升高的情况不同。在特大城市上海,公益红娘范本良则注意到条件优秀的大龄未婚女性的尴尬,即“剩女”现象,而在结婚关头,男女双方常因房子问题“谈崩”。

婚恋市场的变化,或许可以套用当下流行词汇“内卷”来概括。内卷通常指向竞争激烈的现象,形容竞争的白热化、不良竞争。

因为结婚条件谈崩,一些男孩甚至家庭几代人为此烦恼并四处凑钱,这让鲍淑侠深有感触。最近几个月,她多次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呼吁遏制高彩礼现象。范本良也常常以身说法,希望婚龄男女摆正婚恋观。

这与当前的风向相合。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再次强调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今年4月,民政部公开表示,同意将河南、广东、辽宁等15地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这场变革能缓解婚恋市场的竞争与焦虑吗?

经济落后地区彩礼更高

鲍淑侠隔三差五发视频,呼吁“打压高价彩礼”,最近她在视频里讲了一个故事。徐州一名男孩连续三次登未来岳母家门,穿着同一件衣服,引发对方的疑虑,并向“媒婆”鲍淑侠打探男孩的经济状况。男孩后来对鲍淑侠说,“那件衣服我穿三年了。爸妈给我买车买房,还准备彩礼,我也得节省花钱。”

这个回答让鲍淑侠“揪心”,再加上她这些年了解到一些因结婚条件谈崩,导致当事人自残、跳楼的案例,因此鲍淑侠在说媒前会向女方表明,不能索要高彩礼,否则拒绝说媒。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主要从事农村阶层分化、县乡治理研究。杨华从2007年起常去农村调研,在农村婚姻家庭领域,彩礼是其关注点之一。

杨华告诉《财经》记者,彩礼通常被视为结姻“六礼”之一,是典型的乡村传统民俗。近些年来,农村彩礼水涨船高,少则十几万元,多则30万元。“包括彩礼在内的高额婚姻成本,使得一些农村家庭‘望婚兴叹’,还让不少人致贫返贫。”

农村“天价彩礼”逐渐引发社会关注。杨华表示,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通过约束性强的措施治理农村“天价彩礼”,最近中央文件再次提到治理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通过移风易俗、净化风气,解决‘天价彩礼’等问题,使农村家庭的文化性支出回归合理。”

冯帅章是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2020年,冯帅章领衔的研究团队,承接广东省民政智库课题“广东婚俗文化及婚姻改革研究”。冯帅章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中国人的婚姻和家庭正在经历巨大转型。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稳定性明显下降,“彩礼金额逐年攀升值得关注”。

基于北京大学相关数据追踪调查,冯帅章的团队分析了1980年到2015年间的彩礼变化。他们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婚嫁支出明显增加,显著高于收入增幅,“彩礼作为婚嫁里重要的一部分费用,从1995年开始,攀升的速度惊人”。2000年,全国平均彩礼支出超过1万元,之后增长幅度进一步加快,2010年达到2.8万元左右,“到2015年,全国平均彩礼达5万多元,相比五年前增幅超过60%”。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彩礼负担更重。冯帅章的团队分别比较农村和城市彩礼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后,得出结论——虽然农村地区的彩礼绝对数字不一定更高,但彩礼支出是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倍多,而城市约为两倍。

冯帅章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彩礼水平相对更低。比如,2010年-2015年全国彩礼平均为3.5万元,广东省平均1.6万元。到2020年,广东农村平均彩礼价格为2.66万元,是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倍多一点。整体来看,中西部的一些省份彩礼负担更重,基本为当地人均收入的5倍以上。这说明,彩礼金额不仅与当地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有关,且与各地婚俗和文化密切相关。

通过多年调研,杨华总结出彩礼高低的三条规律。他介绍,“一般情况下越往中西部地区走,彩礼越高。女孩子往东部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的男性要想留住本地女孩,或者吸引外地女孩,就得付出高额婚姻成本;越是偏远山区,彩礼越高。当地男子要想娶妻,就得提高自己的性价比,给得起更高的彩礼;另外,在婚姻市场中,家庭条件越差、儿子越多,女方索要的彩礼就越高。反之,女方就索要较少。越是贫穷的家庭,要想在婚姻市场竞争中取胜,就需要开出比其他家庭更好的条件。”

为何婚恋成本高昂

婚恋市场竞争加剧,焦虑波及父代。在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浙江省江山市,农民张勇(化名)的儿子交了女友,女方家索要18.8万元彩礼,这是当地农村的一般水平。张勇家按此准备,可没想到谈婚论嫁时,女方又提出要在城里买房,这意味着张勇需要再筹措100万元,甚至200万元。“我们哪能拿出这么多钱买房?”

张勇说,这几年在当地农村约有一半的适婚女孩及家庭要求男方城里有房,有些姑娘把结婚当作改变生活的跳板,张口就是城里有房、家中有车。约一半年轻人结婚要依靠父母打拼,“有的男方家庭,一结婚就负债累累,可怜的是父母”。张勇所在的山村人口不到500,30岁以上未婚男性就有将近20人。

2010年,杨华去豫东农村调研。彼时河南兰考县农村彩礼接近10万元,在当地农村,谁家房子建高院墙、贴瓷砖,就很好找对象。他了解到一个案例——一个27岁左右的男孩,在当地属于大龄青年,因个子不高,家有兄弟,家里很担心他找不到媳妇。但在建楼之后,“说媒的络绎不绝,并很快结了婚”。

2014年后,杨华再去豫东调查,结婚时男方村里有新房已无法满足女方的要求,“慢慢变成到县城买房”。湖北农村的情况也类似。2014年杨华去湖北调研,有一家村民,夫妻和儿子共同打工,凑钱刚在村里购买一处独栋别墅,以为这样可以很快娶到媳妇。“找人说媒,人家说村里的房子没用了。那几年,结婚的要件变得非常快。”

杨华认为,高彩礼和房子要求背后是婚姻成本问题,农村婚姻高昂的成本折射出当前超高适婚性别比问题。2010年是一个明显的节点,在此前后,90后进入婚恋阶段,这个年龄段推高了农村婚姻成本。农村出生婴儿性别比自计划生育后快速升高。据杨华介绍,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8.47,稍超出正常值范畴。到了1990年,则升高到111.87,已高出正常值许多,2000年时进一步上升到116.96,已属于超常规性别比。“也就是说,从80后开始,适婚农民就面临男多女少的局面,到90后、00后时,性别比更悬殊,直接后果是有一批适婚农民难以找到配偶。”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在超常规性别比下,90后的女性更少。进入2010年后,90后男性也进入婚龄,这就导致90后的适婚女性更稀缺。“这便是2010年之后,农村婚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男方家庭压力越来越大、女方要价越来越高的原因。”

冯帅章在研究中关注到因高额彩礼引发的社会问题,比如一些村民因婚致贫返贫,甚至出现“光棍村”,在某些情况下,彩礼演变成一种代际剥削,父子两代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给农村老人养老也带来压力。

在大城市,谈婚论嫁也非易事。在上海,68岁的范本良早年从业余红娘做起,到2012年成立工作室,热心于无偿为婚龄男女牵红线,至今做公益红娘已38个年头,服务单身者1.6万人,帮助4000人成功结婚。“社会需求量(脱单)很大。”范本良对《财经》记者表示。

最近五六年来,令范本良深有感触的是,婚龄男女常因房子问题“谈崩”。“现在如果男方没房,女方多数不肯结婚。”

范本良称,在上海,男孩家里如果只有一处房,即便是三室一厅也很难找到对象,因为年轻女孩更倾向与公婆分开住。2020年,她的公益红娘工作室介绍了一对未婚青年,两人交往一年多,婚事在即,男方卖掉50多平方米的房子,换成70多平方米,但女方母亲仍嫌房子太小,两人因此“吹了”。

婚姻稳定性下降

婚恋市场竞争“内卷化”,还引发一些反常现象。2020年,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马军、宋逸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全球健康》发表文章,分析中国女性青少年在1990年-2015年间的结婚和生育趋势。

根据两人的研究,15岁-19岁女性已婚率从1990年的4.7%下降到2000年的1.2%,但在2015年反弹至2.4%,这种已婚率和生育率反弹是一种普遍现象。2015年,农村地区15岁-19岁女性已婚率和生育率约比城镇地区高3倍。西部省份15岁-19岁女性已婚率或生育率更高。

彩礼高的地方早婚现象比较明显,这是杨华调研中的另一个发现。在这些地区,预期婚姻压力会更大,彩礼也因此看涨,男方家长会倾向于让儿子早婚。从女方家庭来说,女儿越年轻,越要得起高价,一旦过了通常的结婚年龄,会被认为“嫁不出去”,行情下降。

2020年下半年,杨华回湖南老家农村听说了一个故事。他的老家村旁在修高速公路的工地上,有一位中年工人半夜痛哭。有人问起原因,这位工人称,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结婚给女方30万元彩礼,按照这个价格,“即便彩礼不涨、女方不要新房子,自己再怎么努力,后半辈子也赚不到二儿子、三儿子结婚的60万元彩礼。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想着后面两个儿子要打光棍,就觉得愧疚,不由得大哭起来”。婚恋市场变化带来的社会焦虑和精神压力,不仅体现在中年一代农村父母身上,尚年轻的农村父母也“焦虑万分”。

鲍淑侠在社交平台呼吁善待公婆。她提到,一些年轻人拿婚恋当儿戏,“说不合适就分手,一吵架就把离婚挂嘴边”。当地农村,女性二婚也能嫁出去,再嫁还要彩礼。“农村的公婆在家里只能忍着,孩子也是扔给婆婆带。”

早婚带来一系列问题。杨华分析,其中之一是早离现象,在中原及西北地区农村,很多人十八九岁就结婚。他们心智还未成熟,婚姻由父母安排,又因双方外出打工和生活压力,没有足够时间相处。等进入婚姻生活,矛盾丛生,很容易离婚。早婚男子离婚后,很难再婚,因为难以承担得起第二次婚姻的成本。为了不让儿子离婚,中年父母就得事事迁就年轻媳妇。“中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对子代的责任无限延长,‘老人不老’成为农村常态。”

因离婚或中断婚约,又会导致彩礼纠纷。杨华调查发现,在许多地区,彩礼纠纷是乡镇司法所调解工作的一大类,在一些地方占到三分之二甚至一半,有一些还会闹上法庭。有的地方还出现诈骗事件,有团伙组织年轻女子不断与男子相亲、谈婚论嫁,给付彩礼后再悔婚。

冯帅章的团队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稳定性明显下降,这表现为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初婚年龄推迟等。数据显示,2000年-2009年,广东省的粗结婚率波动上升,2000年-2014年,广东省的粗结婚率在8.2‰至8.7‰,低于全国的粗结婚率。最近六七年,全国与广东的结婚率都逐年下降。近20年来,粗离婚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不过广东的离婚率目前仍低于全国水平。

另外,全国的初婚年龄推迟。冯帅章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初婚年龄一度下降,进入上世纪90年代逐步上升,1990年全国初婚年龄是23岁,2010年推迟到约25岁。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将近26岁。

多重因素导致晚婚现象普遍。冯帅章认为,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参与工作的比例提高,经济地位相应提升,婚姻对女性的吸引力相对来说下降。此外,现代男性和女性,婚姻观念发生变化,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和婚姻期待都变高,维持稳定的婚姻变得更加困难。而传统婚姻定义和性别观念的变化比较缓慢,并没有赶上近年来经济社会变迁中两性之间的变化。“女性总是希望找在经济社会地位方面比自己更强,至少不弱的男性。如果这个观念不进行一定调整,找另一半难度就比较大。”

农村“光棍”是真问题

范本良发现,近年来一些条件优秀的女性,有房有钱,要求男方条件更高,至少两人差不多,“否则她觉得是吃亏的”。优秀女孩不愿意放低要求,人为给自己设置障碍,一些优秀女孩因此很难找到优秀男孩。“其实优秀不优秀是相对而已,找到真心爱你的人才最重要。”范本良认为。

在婚姻市场,女性还面临年龄偏见。范本良记得,大约2010年左右,有报道称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是30岁,超过35岁女性生育能力明显下降。报道一出,她明显观察到一些男性不愿意找大龄姑娘了,30多岁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滑坡。

当时,1980年出生的女孩刚好30岁,范本良组织的一次交友会上,她先分开男女,再在场地中间放上一条线,让1980年之前出生和之后出生的女性分别站在线的两侧,“很多男的都跑到1980年之后出生的女孩这一块”。

这些年遇到离异男性,范本良有时优先推出大龄女性,“人家就明讲,范阿姨她年龄太大了。其实年龄段不绝对决定是否优生,你看林青霞46岁生儿子不是也很好。”

前不久,范本良碰到一个44岁的男士,税后年薪160万元。范本良给他介绍四名女士,年龄分别是39岁、37岁、两个31岁,这些女孩都愿意跟他交往,但男士最后选中一个31岁的女孩。

近年来,在婚恋市场上,城市里条件好的未婚男性,偏向找年轻女性,范本良对此深有感触。现在,如果男女双方相差两三岁,她还撮合一下,大三岁以上就不再劝,除非两人格外有缘。这几年,范本良只遇到过一个特例,女大男6岁,两人在她的平台做志愿者,结婚后生子。

在杨华看来,城市“剩女”是假问题,农村“光棍”是真问题。城市“剩女”大部分不是找不到婚配对象,只是因主观原因在某个年龄阶段内没有结婚,或因教育、职业发展、新婚恋观等推迟了婚姻。

在农村是另一番景象。杨华称,2000年以后,80后登上婚姻舞台,在高适婚性别比下,农村“光棍”数量显著增加。2010年之后,90后进入婚龄,“光棍”更多。“宏观上,中国将有3000万无法结婚的‘光棍’存在;微观上,偏远山区村落,适婚男子没有结婚现象突出,在云贵一些村寨,达到十之六七之多。”

杨华认为,这些反映中国社会婚姻的两个原则或前提。一是,本地婚偏好原则,使得本地婚竞争激励,婚姻成本或彩礼要高于外地婚;二是,男高女低或者男女同质原则,男方一般找各方面条件比自己低或者相同条件的女孩,女孩则要找比自己条件好或者相当条件的男孩。这使得城市年轻男子宁可找比自己家庭条件差但是年轻、漂亮的农村女孩,也不找大龄城市女性。与此同时,城市女孩更不会逆向流到农村。

“即便城市有‘剩女’,农村有‘光棍’,两者在婚姻上一般也不会有交集。”杨华说。

需要摆正的婚恋观

城市男孩在婚恋市场也有苦恼。有的姑娘,一来就问,房子有吗、收入多少、帅不帅、学历高不高?范本良直接讲,“你慢慢挑吧,她这个思路已经歪了。”

范本良为找对象的男女们总结出六字金言——心态、观念、品味。她说,这其实就是以前常提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她经常苦口婆心劝说,女性找对象不要把物质放在第一位,不要攀比、不要虚荣心太强,应该把人品作为首要考察,再考虑学历、收入等因素,最后是身高外貌,综合考虑一个人。如果顺序倒过来,位置搞错,多半不幸福。

范本良常常现身说法,给未婚男女讲起自己和儿媳的例子。她说,自己为1.6万人操心,没有操心儿子婚事。儿媳嫁进来,没有提无理要求,还和儿子一起买一室一厅的房子,后来她老伴单位又分了一套房,两套房置换成一个三居室。“为什么要在没有条件时,提出要求堵自己的路,也堵对方的路,这是何苦?我告诉她们不要老是在房子上面‘卡’住。”

范本良也知道,很多人其实是不太听她的“忠告”,“恋爱观不摆正,‘黑马’在她眼前她都不要。”

以前男方女方有点小想法,范本良一般都能劝得住,“但现在不同了,他们让你三分,但是不行动”。但她坚持,像念经一样,多给年轻人灌输正确的婚恋观。她说,当年轻人处在十字路口,左右摇摆或者偏离的时候,需要正确的舆论或者思想去拨正,“从我心里,我真的老着急”。

成功走进婚姻后,很多人的婚姻并不顺利,正如冯帅章所称,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稳定性明显下降,离婚率上升。

很多人不知如何处理对婚姻的失望,这是曾从事婚姻家庭热线咨询的何宁(化名)的感触。2020年,何宁在广东一个城市妇联下属的热线做咨询工作。

何宁称,很多咨询集中在如何面对婚姻的失望、离婚时财产如何分配、小孩抚养权归谁等。95%的咨询来自女性,多以抱怨为主,反思婚姻的很少,“起码咨询两次以上,才会反思双方的责任”。

何宁发现,“很多人对婚姻法感到陌生,她们会问什么财产、房子可以分,什么不可以分,还有人很惊讶地问,什么是夫妻共同财产”。

何宁认为,婚前辅导很重要,“起码婚姻法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懂。”

当前婚俗改革,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遏制不正之风,试点为期三年。目前,15地试点的侧重不同。在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试点工作方案提出,深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不断挖掘民间传统美德,大力倡导婚俗新风,健全婚姻登记管理;在重庆市大足区,提倡引导和鼓励村(居)委会依据村(居)规民约出台具体约束性措施,治理相互攀比、索要高额彩礼等;在河北省河间市,一些村(居)规民约对彩礼金额、婚宴桌数和使用烟酒等,作出限高约束。

移风易俗并非易事。冯帅章表示,婚俗改革的内容较多,在一些地方婚俗改革已取得成效,但还面临一些问题。比如,高价彩礼背后原因复杂多样。“风俗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各地要综合、充分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另外,更大层面发挥社会舆论的倡导作用,挖掘和弘扬优秀的婚俗文化,让婚俗文化能够推陈出新,移风易俗。”

在冯帅章看来,长远目标还是要进一步建立男女平等,构建对女性友好、对婚姻和家庭友好的社会。针对婚姻家庭的稳定出台综合措施,促进婚姻幸福、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真正帮助人们更容易进入婚姻和家庭,生儿育女,同时较好兼顾家庭和工作。”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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