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8岁的徐州红娘鲍淑侠搭建的“鹊桥”平台，每天晚上7时30分至10时在社交平台直播相亲。

6月16日晚，直播间人不多，主动连麦的男女比例是5∶1，一名中年女士为27岁的女儿找对象，简单介绍了女儿学历、身高。男方则踊跃得多，有母亲为24岁的儿子征婚，还有50岁的离异男士，他们都强调家里有房有车，甚至直言“不止一套房子”，只有一名38岁的男士坦承“没车没房，初中学历，身高也不高”。

“男孩多，女孩少。”从事红娘30余年，鲍淑侠总结当前婚恋市场的供需。据她观察，农村矛盾更突出，这几年，徐州的一些村庄出现不少30岁以上的未婚男青年，彩礼因此水涨船高，从1.1万元涨到6.6万元、8.8万元，这几年又变成15万元、20多万元。这还只是彩礼，“结婚没有房子，门都没有。农村有房不够，还要在县城或市里买房”。

与鲍淑侠观察到的农村“光棍”增加、婚姻成本升高的情况不同。在特大城市上海，公益红娘范本良则注意到条件优秀的大龄未婚女性的尴尬，即“剩女”现象，而在结婚关头，男女双方常因房子问题“谈崩”。

婚恋市场的变化，或许可以套用当下流行词汇“内卷”来概括。内卷通常指向竞争激烈的现象，形容竞争的白热化、不良竞争。

因为结婚条件谈崩，一些男孩甚至家庭几代人为此烦恼并四处凑钱，这让鲍淑侠深有感触。最近几个月，她多次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呼吁遏制高彩礼现象。范本良也常常以身说法，希望婚龄男女摆正婚恋观。

这与当前的风向相合。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再次强调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今年4月，民政部公开表示，同意将河南、广东、辽宁等15地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这场变革能缓解婚恋市场的竞争与焦虑吗？

经济落后地区彩礼更高

鲍淑侠隔三差五发视频，呼吁“打压高价彩礼”，最近她在视频里讲了一个故事。徐州一名男孩连续三次登未来岳母家门，穿着同一件衣服，引发对方的疑虑，并向“媒婆”鲍淑侠打探男孩的经济状况。男孩后来对鲍淑侠说，“那件衣服我穿三年了。爸妈给我买车买房，还准备彩礼，我也得节省花钱。”

这个回答让鲍淑侠“揪心”，再加上她这些年了解到一些因结婚条件谈崩，导致当事人自残、跳楼的案例，因此鲍淑侠在说媒前会向女方表明，不能索要高彩礼，否则拒绝说媒。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主要从事农村阶层分化、县乡治理研究。杨华从2007年起常去农村调研，在农村婚姻家庭领域，彩礼是其关注点之一。

杨华告诉《财经》记者，彩礼通常被视为结姻“六礼”之一，是典型的乡村传统民俗。近些年来，农村彩礼水涨船高，少则十几万元，多则30万元。“包括彩礼在内的高额婚姻成本，使得一些农村家庭‘望婚兴叹’，还让不少人致贫返贫。”

农村“天价彩礼”逐渐引发社会关注。杨华表示，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通过约束性强的措施治理农村“天价彩礼”，最近中央文件再次提到治理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通过移风易俗、净化风气，解决‘天价彩礼’等问题，使农村家庭的文化性支出回归合理。”

冯帅章是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2020年，冯帅章领衔的研究团队，承接广东省民政智库课题“广东婚俗文化及婚姻改革研究”。冯帅章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中国人的婚姻和家庭正在经历巨大转型。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稳定性明显下降，“彩礼金额逐年攀升值得关注”。

基于北京大学相关数据追踪调查，冯帅章的团队分析了1980年到2015年间的彩礼变化。他们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婚嫁支出明显增加，显著高于收入增幅，“彩礼作为婚嫁里重要的一部分费用，从1995年开始，攀升的速度惊人”。2000年，全国平均彩礼支出超过1万元，之后增长幅度进一步加快，2010年达到2.8万元左右，“到2015年，全国平均彩礼达5万多元，相比五年前增幅超过60％”。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彩礼负担更重。冯帅章的团队分别比较农村和城市彩礼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后，得出结论——虽然农村地区的彩礼绝对数字不一定更高，但彩礼支出是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倍多，而城市约为两倍。

冯帅章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彩礼水平相对更低。比如，2010年－2015年全国彩礼平均为3.5万元，广东省平均1.6万元。到2020年，广东农村平均彩礼价格为2.66万元，是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倍多一点。整体来看，中西部的一些省份彩礼负担更重，基本为当地人均收入的5倍以上。这说明，彩礼金额不仅与当地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有关，且与各地婚俗和文化密切相关。

通过多年调研，杨华总结出彩礼高低的三条规律。他介绍，“一般情况下越往中西部地区走，彩礼越高。女孩子往东部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的男性要想留住本地女孩，或者吸引外地女孩，就得付出高额婚姻成本；越是偏远山区，彩礼越高。当地男子要想娶妻，就得提高自己的性价比，给得起更高的彩礼；另外，在婚姻市场中，家庭条件越差、儿子越多，女方索要的彩礼就越高。反之，女方就索要较少。越是贫穷的家庭，要想在婚姻市场竞争中取胜，就需要开出比其他家庭更好的条件。”

为何婚恋成本高昂

婚恋市场竞争加剧，焦虑波及父代。在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浙江省江山市，农民张勇（化名）的儿子交了女友，女方家索要18.8万元彩礼，这是当地农村的一般水平。张勇家按此准备，可没想到谈婚论嫁时，女方又提出要在城里买房，这意味着张勇需要再筹措100万元，甚至200万元。“我们哪能拿出这么多钱买房？”

张勇说，这几年在当地农村约有一半的适婚女孩及家庭要求男方城里有房，有些姑娘把结婚当作改变生活的跳板，张口就是城里有房、家中有车。约一半年轻人结婚要依靠父母打拼，“有的男方家庭，一结婚就负债累累，可怜的是父母”。张勇所在的山村人口不到500，30岁以上未婚男性就有将近20人。

2010年，杨华去豫东农村调研。彼时河南兰考县农村彩礼接近10万元，在当地农村，谁家房子建高院墙、贴瓷砖，就很好找对象。他了解到一个案例——一个27岁左右的男孩，在当地属于大龄青年，因个子不高，家有兄弟，家里很担心他找不到媳妇。但在建楼之后，“说媒的络绎不绝，并很快结了婚”。

2014年后，杨华再去豫东调查，结婚时男方村里有新房已无法满足女方的要求，“慢慢变成到县城买房”。湖北农村的情况也类似。2014年杨华去湖北调研，有一家村民，夫妻和儿子共同打工，凑钱刚在村里购买一处独栋别墅，以为这样可以很快娶到媳妇。“找人说媒，人家说村里的房子没用了。那几年，结婚的要件变得非常快。”

杨华认为，高彩礼和房子要求背后是婚姻成本问题，农村婚姻高昂的成本折射出当前超高适婚性别比问题。2010年是一个明显的节点，在此前后，90后进入婚恋阶段，这个年龄段推高了农村婚姻成本。农村出生婴儿性别比自计划生育后快速升高。据杨华介绍，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8.47，稍超出正常值范畴。到了1990年，则升高到111.87，已高出正常值许多，2000年时进一步上升到116.96，已属于超常规性别比。“也就是说，从80后开始，适婚农民就面临男多女少的局面，到90后、00后时，性别比更悬殊，直接后果是有一批适婚农民难以找到配偶。”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在超常规性别比下，90后的女性更少。进入2010年后，90后男性也进入婚龄，这就导致90后的适婚女性更稀缺。“这便是2010年之后，农村婚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男方家庭压力越来越大、女方要价越来越高的原因。”

冯帅章在研究中关注到因高额彩礼引发的社会问题，比如一些村民因婚致贫返贫，甚至出现“光棍村”，在某些情况下，彩礼演变成一种代际剥削，父子两代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给农村老人养老也带来压力。

在大城市，谈婚论嫁也非易事。在上海，68岁的范本良早年从业余红娘做起，到2012年成立工作室，热心于无偿为婚龄男女牵红线，至今做公益红娘已38个年头，服务单身者1.6万人，帮助4000人成功结婚。“社会需求量（脱单）很大。”范本良对《财经》记者表示。

最近五六年来，令范本良深有感触的是，婚龄男女常因房子问题“谈崩”。“现在如果男方没房，女方多数不肯结婚。”

范本良称，在上海，男孩家里如果只有一处房，即便是三室一厅也很难找到对象，因为年轻女孩更倾向与公婆分开住。2020年，她的公益红娘工作室介绍了一对未婚青年，两人交往一年多，婚事在即，男方卖掉50多平方米的房子，换成70多平方米，但女方母亲仍嫌房子太小，两人因此“吹了”。

婚姻稳定性下降

婚恋市场竞争“内卷化”，还引发一些反常现象。2020年，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马军、宋逸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全球健康》发表文章，分析中国女性青少年在1990年－2015年间的结婚和生育趋势。

根据两人的研究，15岁－19岁女性已婚率从1990年的4.7％下降到2000年的1.2％，但在2015年反弹至2.4％，这种已婚率和生育率反弹是一种普遍现象。2015年，农村地区15岁－19岁女性已婚率和生育率约比城镇地区高3倍。西部省份15岁－19岁女性已婚率或生育率更高。

彩礼高的地方早婚现象比较明显，这是杨华调研中的另一个发现。在这些地区，预期婚姻压力会更大，彩礼也因此看涨，男方家长会倾向于让儿子早婚。从女方家庭来说，女儿越年轻，越要得起高价，一旦过了通常的结婚年龄，会被认为“嫁不出去”，行情下降。

2020年下半年，杨华回湖南老家农村听说了一个故事。他的老家村旁在修高速公路的工地上，有一位中年工人半夜痛哭。有人问起原因，这位工人称，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结婚给女方30万元彩礼，按照这个价格，“即便彩礼不涨、女方不要新房子，自己再怎么努力，后半辈子也赚不到二儿子、三儿子结婚的60万元彩礼。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想着后面两个儿子要打光棍，就觉得愧疚，不由得大哭起来”。婚恋市场变化带来的社会焦虑和精神压力，不仅体现在中年一代农村父母身上，尚年轻的农村父母也“焦虑万分”。

鲍淑侠在社交平台呼吁善待公婆。她提到，一些年轻人拿婚恋当儿戏，“说不合适就分手，一吵架就把离婚挂嘴边”。当地农村，女性二婚也能嫁出去，再嫁还要彩礼。“农村的公婆在家里只能忍着，孩子也是扔给婆婆带。”

早婚带来一系列问题。杨华分析，其中之一是早离现象，在中原及西北地区农村，很多人十八九岁就结婚。他们心智还未成熟，婚姻由父母安排，又因双方外出打工和生活压力，没有足够时间相处。等进入婚姻生活，矛盾丛生，很容易离婚。早婚男子离婚后，很难再婚，因为难以承担得起第二次婚姻的成本。为了不让儿子离婚，中年父母就得事事迁就年轻媳妇。“中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对子代的责任无限延长，‘老人不老’成为农村常态。”

因离婚或中断婚约，又会导致彩礼纠纷。杨华调查发现，在许多地区，彩礼纠纷是乡镇司法所调解工作的一大类，在一些地方占到三分之二甚至一半，有一些还会闹上法庭。有的地方还出现诈骗事件，有团伙组织年轻女子不断与男子相亲、谈婚论嫁，给付彩礼后再悔婚。

冯帅章的团队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稳定性明显下降，这表现为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初婚年龄推迟等。数据显示，2000年－2009年，广东省的粗结婚率波动上升，2000年－2014年，广东省的粗结婚率在8.2‰至8.7‰，低于全国的粗结婚率。最近六七年，全国与广东的结婚率都逐年下降。近20年来，粗离婚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不过广东的离婚率目前仍低于全国水平。

另外，全国的初婚年龄推迟。冯帅章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初婚年龄一度下降，进入上世纪90年代逐步上升，1990年全国初婚年龄是23岁，2010年推迟到约25岁。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将近26岁。

多重因素导致晚婚现象普遍。冯帅章认为，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参与工作的比例提高，经济地位相应提升，婚姻对女性的吸引力相对来说下降。此外，现代男性和女性，婚姻观念发生变化，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和婚姻期待都变高，维持稳定的婚姻变得更加困难。而传统婚姻定义和性别观念的变化比较缓慢，并没有赶上近年来经济社会变迁中两性之间的变化。“女性总是希望找在经济社会地位方面比自己更强，至少不弱的男性。如果这个观念不进行一定调整，找另一半难度就比较大。”

农村“光棍”是真问题

范本良发现，近年来一些条件优秀的女性，有房有钱，要求男方条件更高，至少两人差不多，“否则她觉得是吃亏的”。优秀女孩不愿意放低要求，人为给自己设置障碍，一些优秀女孩因此很难找到优秀男孩。“其实优秀不优秀是相对而已，找到真心爱你的人才最重要。”范本良认为。

在婚姻市场，女性还面临年龄偏见。范本良记得，大约2010年左右，有报道称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是30岁，超过35岁女性生育能力明显下降。报道一出，她明显观察到一些男性不愿意找大龄姑娘了，30多岁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滑坡。

当时，1980年出生的女孩刚好30岁，范本良组织的一次交友会上，她先分开男女，再在场地中间放上一条线，让1980年之前出生和之后出生的女性分别站在线的两侧，“很多男的都跑到1980年之后出生的女孩这一块”。

这些年遇到离异男性，范本良有时优先推出大龄女性，“人家就明讲，范阿姨她年龄太大了。其实年龄段不绝对决定是否优生，你看林青霞46岁生儿子不是也很好。”

前不久，范本良碰到一个44岁的男士，税后年薪160万元。范本良给他介绍四名女士，年龄分别是39岁、37岁、两个31岁，这些女孩都愿意跟他交往，但男士最后选中一个31岁的女孩。

近年来，在婚恋市场上，城市里条件好的未婚男性，偏向找年轻女性，范本良对此深有感触。现在，如果男女双方相差两三岁，她还撮合一下，大三岁以上就不再劝，除非两人格外有缘。这几年，范本良只遇到过一个特例，女大男6岁，两人在她的平台做志愿者，结婚后生子。

在杨华看来，城市“剩女”是假问题，农村“光棍”是真问题。城市“剩女”大部分不是找不到婚配对象，只是因主观原因在某个年龄阶段内没有结婚，或因教育、职业发展、新婚恋观等推迟了婚姻。

在农村是另一番景象。杨华称，2000年以后，80后登上婚姻舞台，在高适婚性别比下，农村“光棍”数量显著增加。2010年之后，90后进入婚龄，“光棍”更多。“宏观上，中国将有3000万无法结婚的‘光棍’存在；微观上，偏远山区村落，适婚男子没有结婚现象突出，在云贵一些村寨，达到十之六七之多。”

杨华认为，这些反映中国社会婚姻的两个原则或前提。一是，本地婚偏好原则，使得本地婚竞争激励，婚姻成本或彩礼要高于外地婚；二是，男高女低或者男女同质原则，男方一般找各方面条件比自己低或者相同条件的女孩，女孩则要找比自己条件好或者相当条件的男孩。这使得城市年轻男子宁可找比自己家庭条件差但是年轻、漂亮的农村女孩，也不找大龄城市女性。与此同时，城市女孩更不会逆向流到农村。

“即便城市有‘剩女’，农村有‘光棍’，两者在婚姻上一般也不会有交集。”杨华说。

需要摆正的婚恋观

城市男孩在婚恋市场也有苦恼。有的姑娘，一来就问，房子有吗、收入多少、帅不帅、学历高不高？范本良直接讲，“你慢慢挑吧，她这个思路已经歪了。”

范本良为找对象的男女们总结出六字金言——心态、观念、品味。她说，这其实就是以前常提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她经常苦口婆心劝说，女性找对象不要把物质放在第一位，不要攀比、不要虚荣心太强，应该把人品作为首要考察，再考虑学历、收入等因素，最后是身高外貌，综合考虑一个人。如果顺序倒过来，位置搞错，多半不幸福。

范本良常常现身说法，给未婚男女讲起自己和儿媳的例子。她说，自己为1.6万人操心，没有操心儿子婚事。儿媳嫁进来，没有提无理要求，还和儿子一起买一室一厅的房子，后来她老伴单位又分了一套房，两套房置换成一个三居室。“为什么要在没有条件时，提出要求堵自己的路，也堵对方的路，这是何苦？我告诉她们不要老是在房子上面‘卡’住。”

范本良也知道，很多人其实是不太听她的“忠告”，“恋爱观不摆正，‘黑马’在她眼前她都不要。”

以前男方女方有点小想法，范本良一般都能劝得住，“但现在不同了，他们让你三分，但是不行动”。但她坚持，像念经一样，多给年轻人灌输正确的婚恋观。她说，当年轻人处在十字路口，左右摇摆或者偏离的时候，需要正确的舆论或者思想去拨正，“从我心里，我真的老着急”。

成功走进婚姻后，很多人的婚姻并不顺利，正如冯帅章所称，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稳定性明显下降，离婚率上升。

很多人不知如何处理对婚姻的失望，这是曾从事婚姻家庭热线咨询的何宁（化名）的感触。2020年，何宁在广东一个城市妇联下属的热线做咨询工作。

何宁称，很多咨询集中在如何面对婚姻的失望、离婚时财产如何分配、小孩抚养权归谁等。95％的咨询来自女性，多以抱怨为主，反思婚姻的很少，“起码咨询两次以上，才会反思双方的责任”。

何宁发现，“很多人对婚姻法感到陌生，她们会问什么财产、房子可以分，什么不可以分，还有人很惊讶地问，什么是夫妻共同财产”。

何宁认为，婚前辅导很重要，“起码婚姻法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懂。”

当前婚俗改革，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遏制不正之风，试点为期三年。目前，15地试点的侧重不同。在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试点工作方案提出，深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不断挖掘民间传统美德，大力倡导婚俗新风，健全婚姻登记管理；在重庆市大足区，提倡引导和鼓励村（居）委会依据村（居）规民约出台具体约束性措施，治理相互攀比、索要高额彩礼等；在河北省河间市，一些村（居）规民约对彩礼金额、婚宴桌数和使用烟酒等，作出限高约束。

移风易俗并非易事。冯帅章表示，婚俗改革的内容较多，在一些地方婚俗改革已取得成效，但还面临一些问题。比如，高价彩礼背后原因复杂多样。“风俗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各地要综合、充分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另外，更大层面发挥社会舆论的倡导作用，挖掘和弘扬优秀的婚俗文化，让婚俗文化能够推陈出新，移风易俗。”

在冯帅章看来，长远目标还是要进一步建立男女平等，构建对女性友好、对婚姻和家庭友好的社会。针对婚姻家庭的稳定出台综合措施，促进婚姻幸福、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真正帮助人们更容易进入婚姻和家庭，生儿育女，同时较好兼顾家庭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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