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谷佳家（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去年，一篇发表在Econometrica的文章研究了黑人与女性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Hsieh, Hurst, Jones，and Klenow， 2019）。作者们发现，黑人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阻碍的降低，解释了从1960年到2000年这五十年中美国40%的人均GDP增长。过去几十年中，白人男性在高收入职业中的占比降低。以律师和医生为例，在1960年，94%的律师和医生是白人男性，而在2000年，这个比例降到了62%。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的高技能职业。假设白人男性和黑人、女性对于不同职业天赋的分布并不随时间变化，那么观察到更多的黑人以及女性进入到高收入行业意味着什么呢？答案是：对黑人以及女性群体而言，劳动力市场的阻碍降低了。他们进入到了更适合他们的职业，而这种职业与能力的匹配度上升会带来收入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作者们构建了基于Roy模型的宏观量化分析框架，通过模型校准以及反事实分析，得出了结论：针对黑人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歧视的减少，可以解释了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人均产出20%-40%的增长。
在中国目前经济增长速率放缓的情况下，这篇文章对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呢？虽然中国女性的参工率绝对水平较高（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19年中国女性的参工率为60.45%，而同年世界平均水平仅为47%），但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女性与男性的参工率差别已经从1990年的低于9.4个百分点增加到2019年的14.1个百分点。伴随着男女参工率差别的增加，基于性别的工资差也呈增长趋势。Li and Li （2008）， Chi and Li（2014）和 Zeng，Pang，Zhang and Rozell（2014) 都发现近年来男女的工资差在加大。 Wang and Klugman（2020）指出这些差别并不能被可观察的差距解释，例如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工作类型等等。
这些对女性的歧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了天赋与职业的错配。首先，对女性的歧视体现在人力资本形成的阶段。中国的基础教育在过去几十年发展的成果有目共睹，城市男女受教育差别已不大，但农村地区男女受教育差别依然很大(Zeng，Pang，Zhang and Rozell，2014)。另外，大学在录取的时候，很多专业还是会限制女性录取的比例，导致录取分数男低女高。近日就有一个案例，一个云南女孩在2019年高考中取得668分，但因一分之差错过了理想的国防科技大学。而该大学2019年在云南省录取男生43名，女生2名。并且男生的录取最低分都低于该女孩的668分。2020年，复读的女孩终于考入了自己最理想的大学 ，但是还有多少女孩因为性别歧视没有进入到自己理想的大学和理想的专业呢？她们原本也可以学自己最感兴趣的知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另外，即使在给定天赋以及人力资本分布的情况下，就业市场歧视以及社会规范也会影响性别和职业的错配。数据显示八成以上女大学生在求职应聘中遭遇性别歧视（Yang，2015）。2019年人民日报英文版撰文指出，直聘网的数据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多的从事高强度高收入的职业。Tang and Scott (2017) 发现，很大比例的女性不得不从事低收入的职业，而即使在高收入职业中，女性一样面临性别歧视。他们发现，在2002年，男女收入差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小，但2013年的数据表示，男女收入差随着收入增加而变大。由于社会对女性在家庭方面的期待，女性在职场更难得到晋升。Wang and Klugman（2020）指出，在管理类的职业里，女性占比不到1/4。女性在职业选择的时面临各种困境，并不一定进入到了自己产出最高的职业。这些基于性别和社会规范的职业选择障碍，都影响女性能力和职业的错配，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并对整个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速率目前暂有放缓，未来更有人口老年化的危险。由于性别导致的天赋、人力资本以及职业的错配对整个国民经济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减少性别就业歧视，提高天赋、人力资本与职业的匹配度，不仅仅使女性受益，更重要的，还能在经济放缓的新常态下制造新的增长点，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