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疫情下，流动儿童面临哪些教育问题？流动儿童教育需要哪些支持？6月13-14日，我院主办的第四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受到了澎湃新闻网的关注。政策论坛上，来自哈佛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广州大学等11位学者、公益机构负责人，就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疫情的冲击下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从政策和研究等视角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本文转发澎湃新闻网对会议的原文报道，以飨读者。
全国妇联于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全国流动儿童为3581万。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6-14周岁）合计1472万。
作为人力资本的生力军，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未来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与重视。2020年6月13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召开了第四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继续关注当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教育的困境。
疫情下，流动儿童面临哪些教育问题
近十年来，人口调控政策导致一线城市流动儿童入学率下降。根据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媛媛团队的调研数据，2015年起，上海市区公办学校内流动儿童比例逐渐下降，郊区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比例在2015-2018年下降，2019年后有所回升。郊区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招生人数下降，同年级学生转出率上升，2019年后招生人数有所上升，但学校之间差异很大。据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前副会长周纪平介绍，截止到2019年，上海随迁子女学校仅剩64所。基于上海流动儿童跟踪调查数据，陈媛媛分享了疫情期间上海流动儿童教育的最新情况。
首先，疫情期间，流动儿童转学率显著增加，尤其是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主要原因包括家长因疫情离开上海，返回原籍地工作；有些学生留在原籍，因为原籍的学校开学更早。陈媛媛进一步指出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疫情期间遇到的四点困难：返校率下降，生源减少，生均经费下降，导致学校财务困难；教师工资水平低，师资不足；疫情防控的人力、财力和场地资源不足；学生返校和上下学增加了疫情防控难度。
此外，陈媛媛还总结了流动儿童疫情期间的学习情况：流动儿童学习的设备条件受限，很多仍然在农村，没有网络；家长教育水平较低，无法辅导；线上的教学效果打折扣；复课后有些学生无法返学。
受疫情的影响的停课不停学是中国最大规模的线上教育的实验，线上教育对流动人口子女到底有什么影响，是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唐晓杰所关注的主题。
停课不停学的线上教育虽然受到很多的认可，但唐晓杰认为：虽然流动人口子女能够接受线上教育，能够享受线上优质资源，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可能受到制约，比如电子设备的获取，家庭的环境，课本教材的到位率和师生互动的平台等方面。
唐晓杰针对“搞好线上教育要覆盖全体学生，尤其能够对流动人口的子女，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所谓优质教育”这一问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加强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二是要加强电子教材电子课本的配套。三是要监控技术带来的风险。四是要加强教师的线上教学能力。
流动儿童教育需要哪些支持
经费紧张仍是随迁子女学校面临的主要难题。
周纪平指出，因疫情原因，学生流向发生变化，部分随迁子女选择留在老家就读，还有部分学生返沪未返校继续在家上网课。这些学生主要是即将关停的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对学校缺乏信任感。另外，上海部分区的生均经费已经有所提高，但仍有的区没有变化，学校经费紧张，优秀教师留不住，随迁子女学校运营难度大。
广州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吴开俊对比了广东省农民工随迁子女集中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和惠州等七个珠三角城市流动儿童教育支出。
他发现，从经费投入的角度看，珠三角城市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主体责任在市级财政（包括区/县），合计承担的比例均在97.83%左右，而中央和省财政合计承担比例几乎没超过3%。
此外，吴开俊还发现，如果通过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方式来补贴生均经费，广州、佛山和中山的经费缺口总计25.15亿，而深圳、东莞、珠海、惠州四个城市的总和经费缺口有77.69亿。面对这些经费缺口，吴开俊建议依据不同城市的财政负担情况，调整地方、省财政、中央财政的分担比例。广州、佛山和中山的教育经费由市级（包括区/县）财政自己承担。而其余四市的缺口过大，应由更高级别的省财政和中央财政进行分担，例如省财政负担比例上升至20%，中央财政约为5%。
周纪平提到，社会组织对随迁子女开展了不少社会服务。例如，疫情期间，开展家长网络教育讲座、资助困难学生疫情期间的日常饮食等。但近些年，由于政策转向，关注流动儿童教育的社会组织也是举步维艰。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刘玉照与王元腾博士基于对长三角流动儿童教育服务领域社会组织实践的考察，分析了跨界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社会组织所面临的两方面困境：一方面是“跨区域”的儿童服务提供，存在衔接与协同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跨领域”，社会组织“独立自主、公益追求”的实践取向与政府“有意控制”及市场“牟利取向”存在张力。
其次，他们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为了超越当前所面临的参与困境，社会组织可以在以下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社会组织在“跨区域”中充当“网络链接”的角色。一是通过搭建中介桥梁，以民间性非正式组织身份嫁接起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间的沟通渠道；二是打造资源链接平台，增加社会组织间的沟通交流机会，加强稳定合作。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在“跨领域”中扮演“缝隙粘合”的角色。一是转化政府资源，构造均衡点；二是面对社会组织牟利的质疑，主动切割市场和公益服务领域以强调公益价值追求；三是构造多元化组织身份，多方动员企业、政府资源。这些举措能消弭社会组织与市场、政府间的张力。
关注流动儿童升学难题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认为，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高中教育问题，要有前瞻性。一旦普及高中教育，在流动人口众多的特大城市将急剧增长对高中教育资源的需求。
陆铭教授建议未来柔性处理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入学权利。例如，针对部分出生和生活一直在当地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他建议从城市的人文关怀和公平角度，考虑他们的入学需求，适当降低入学门槛。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青草公益联合发起人向芯以广州为例，详细阐述了当前流动儿童面临的初中毕业后的升学问题。2014年正式推出异地中考政策提高了非户籍生考公办普通高中的门槛，且压缩了公办普高开放给非本地户籍学生的学位数量和比例。根据向芯团队的估算，2018年，广州非本地户籍考生被公办普高录取几率仅有本地户籍考生的五分之一左右。
向芯根据青草公益2018-2020年间的田野调查资料，将流动儿童入学的初中根据生源类型和升学率分为“中考至上”、“系统分流”、“中考无望”三类，并发现不同类型的学校对学生参加中考的引导策略不同。他们还发现，由于流动儿童面临的系统性的升学壁垒，很多学校里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早就确定了读高中是没有希望的，向芯团队借用人类学理论中的阈限（liminality）的概念来形容这些学生所处的状态：主流的考试升学目标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但又还没有其他有说服力的目标和框架指引他们当下的生活，于是许多学生沉迷于娱乐，在家长、老师看来好像不求上进。
疫情的冲击对处于“中考导向”和 “过渡空间”的学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疫情导致的中考时间不确定和线上学习效果不佳让“中考导向”的学生和家长更加焦虑；而处于“过渡空间”的学生则被从对他们无意义的课堂学习中解放了，他们中有的更加沉迷于游戏、刷视频，但也有一部分同学利用了这段时间学习新技能、尝试做微商，从而丰富了对自身未来职业发展的想象。
向芯总结了当前政策与实践面临的挑战。如何推动提高甚至取消非户籍生学位限额、如何帮助被判定为上普高无望的初中学生提前积极主动地探索未来出路，以及如何改善中职教育和改变社会对中职的歧视是当前政策与实践面临的三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