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中国政府最近发布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在民众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由于中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对于引进国际移民这样一个重要的政策话题，并无太多可借鉴的过往经验，针对性的国内学术研究也相对较少，因此笔者从西方发达国家对移民问题的研究成果出发进行经验总结，试图从中获得一些可供参考的政策启示。

国外文献对于移民问题的关注点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移民对于接收国经济产生的各方面影响，第二是移民在接收国的同化（assimilation）以及劳动力市场表现。

民众对于移民问题的一个主要担忧是：当移民引入后，移民是否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和本土居民展开竞争使得薪资水平下降，或者对本土居民的就业有挤出效应导致失业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最简单的经济学供给-需求理论框架下似乎显得“一目了然”：引入移民导致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平移，需求曲线不变化，因此均衡工资降低，虽然总体工作数量变多，但本土居民的工作数量减少。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提供的证据是怎么样的呢？

作为相关研究的经典开山之作，David Card（1990）利用1980年导致古巴移民大量涌入迈阿密的马列尔偷渡事件（Mariel Boatlift） 作为自然实验进行研究，发现古巴移民并未对迈阿密劳动力市场中本土居民的工资和就业水平造成显著影响。此后，诸多研究对各国不同时段的移民进行考察，大部分均未发现移民对本土居民的薪酬和就业有明显的影响（Card, 2001; Dustmann et al., 2012; Foged and Peri, 2016等），只有少量研究发现低技能移民对同等技能水平的本土居民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有明显的负面影响（Borjas, 2003等）。2016年在美国国家学院关于移民的经济与财政影响的报告（Blau and Mackie, 2016）中，移民问题的研究专家们达成一致结论，认为高技能移民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冲击可以忽略不计，低技能移民对本土居民工资和就业状况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古巴移民（图片来自网络）

实证发现和经济学直觉不符的原因是多层次的。首先，由于移民可能同时增加了国内消费导致劳动力需求曲线同时右移，使得新的总体工作数量增加的同时均衡工资并不会明显下降。另外，移民和本土居民可能由于掌握技能集的区别形成了互补性，各自在生产中更趋于专业化，因此不会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直接的竞争，反而能相互提高彼此的生产力（Peri and Sparber, 2009; 2011）。例如美国高技能移民更多从事侧重数量和分析的工作，如程序员工程师等，本土居民则由于语言优势更多承担信息交流和协调管理为主的工作。最后，移民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冲击可能使得企业在生产中采纳不同的生产技术，对要素投入和产出组合进行调整（Dustmann and Glitz, 2015; Lafortune et al., 2015; Clemens et al., 2018等）。Lewis （2011）发现美国1980-1990年代制造业通过调整自动化生产设备投入来吸收低技能移民的劳动供给冲击。笔者的研究也发现1920年代美国制造业企业通过改变资本投入和生产规模来应对移民配额法案导致的负向移民供给冲击，导致工资水平没有发生明显改变。这些企业对生产方式的调整可以吸收移民带来的劳动力冲击，也会使得最简化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的预测失效。

总而言之，移民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取决于经济结构的特征和市场各主体的调节能力，因此这种影响的效果不是固定的，难以一言蔽之。这同时也提供了政策启示：对于移民政策可能造成对本土居民福利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针对性的关于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的配套政策来缓解和消除。

研究显示移民——尤其是高技能移民——对接收国经济的各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益处。美国作为一个历史上的移民大国，其经济发展从多次的移民大潮中受益匪浅。在大移民时代（1850-1920），欧洲各国移民不受限制地大量涌入美国。Sequeira et al. （2019）等人研究表明，这个时期的移民加快了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高了国民收入和教育水平，减少了贫困。二战期间，德国以犹太人为主的高技能人才前往美国避难，对美国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影响深远。Moser et al. （2014）利用美国专利数据研究了德裔化学家对美国化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发现有德裔化学家进入的领域吸引了更多本土科学家进入相关领域，并导致该领域的专利数量增长大约30%。在美国当下的移民制度中，通过学生和工作签证的STEM移民也表现出比本土居民更强的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对美国当代科技创新有显著的贡献（Hunt and Gauthier-Loiselle, 2010; Hunt, 2011）。此外，Cortes （2008）和Cortes and Tessada（2011）研究显示，美国的低技能移民降低了服务性商品价格（例如家政），并促进了高技能本土居民的劳动供给。综上所述，移民从不同方面为经济提供了更强的增长动力，实证也发现移民提高了美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Peri , 2012）。

爱因斯坦可以说是最著名的犹太物理学家了，二战前夕，他被迫移居美国。他的理论为核能的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直接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启动。 

由于现代的经济增长更为强调人力资本的投入，所以移民选择制度应该更多以人力资本和工作技能为标准进行合理设计，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移民的同化（assimilation）能力，即移民是否能成功融入接收国的社会生活和劳动力市场，也是移民研究中的一个焦点。美国社会被称为“大熔炉”的原因就是由于部分学者认为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移民均可成功融入美国社会（Glazer and Moynihan, 1963）。移民的同化之所以成为重要的研究话题和政策关注点，是由于移民在新社会中是否能适应融入不仅关系到移民自身生活的福利水平，更影响到移民对接收国经济的贡献能力。 衡量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中同化程度的方式，一般是考察移民是否能获得与其人力资本水平相称的工作和薪资水平。一个影响到同化的重要因素是移民是否能熟练掌握居住国的语言能力（Chiswick and Miller, 2007; Cohen-Goldner and Eckstein, 2008等）。笔者对美国高技能移民的研究发现，英语熟练度和高技能移民在美国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正向相关，这种相关性在工作内容更强调沟通和表达能力的非STEM移民群体中更强。另外，外部环境能否给移民提供宽松包容的社会氛围也是移民能否快速融入社会的重要原因，包括公众态度等非正式因素以及移民相关的社会制度和法规等正式因素。负面和歧视性的公众态度和制度可能加剧移民同化的客观障碍，也使得移民融入社会的主观意愿下降，因而进一步加剧这种歧视和敌对，形成恶性循环。例如Gould and Klor（2016）研究显示911后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敌视态度使得穆斯林移民融入劳动力市场变得更为困难。类似地，Steinhardt （2018）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德国针对移民的排外性暴力行为不仅减弱了德国移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学习德语的努力程度，更增强了他们的返乡意愿。从制度角度检视该问题时，Gathmann and Keller（2017）发现，当90年代德国移民系统改革使得移民能更快获得公民资格后，女性移民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一个反面的例子则是美国19世纪末的排华法案。笔者的研究发现：排华法案中针对中国人的一系列歧视制度，对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社会融入造成了巨大障碍。

因此，完善的移民系统不应仅限于对移民的筛选和准入原则，后续关于移民居留的配套制度和如何协调本土居民和移民关系的政策，对于移民引进的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