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家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2019年10月14日至18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IESR”）受民政部委托，前往浙江省开展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的第三方评估工作，笔者有幸参与其中。此行经历珍贵难得，也给予笔者对农村留守儿童情况的更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留守现象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景象。一般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成绩主要依托于城乡之间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所形成的“剪刀差”优势，国家不断从农业部门汲取剩余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中去，从而获得国家发展的原始积累。为了确保这一过程的顺利实施，以195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城乡居民依托其出身地的不同被划分为农业与非农两种户籍身份，并根据户籍类型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待遇。此后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人口流动一直被严格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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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管制的有序放开，带来了规模空前的流动现象。由于城乡间的巨大发展差异，大量被约束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源被释放出来，并向城市流动，这一过程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近似无限供应”的人口红利现象。与此同时，城市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把劳动力从既往“无所不包”的单位体制中脱嵌出来，打造了一个廉价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这对于中国而言，是成为“世界工厂”重要基础。

虽然农村人口大量流动进入城市，但城市有限的公共资源依然是依据人口户籍类型进行分配，这是留守现象发生的制度性原因。同时，大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存留充满不确定性，也要负担起额外的生活成本。在上述约束下，流动家庭往往把子女安置在家，将养育工作交由父母单方或者老人完成。

 “空心化”的农村

流动人口在城市从事劳动生产，但他们的家庭再生产却在农村老家进行。“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允许政府通过一个非常低的城市公共产品投入，优先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投入再生产中去，如基础设施建设。要“劳动”而非“劳动力”，以及对特定人口有选择性的“驱逐”或“纳入”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大量农村留守子女无法在关键社会化阶段中，获得来自父母双方的充分照料，并由此衍生出种种个人、家庭及社会问题。

近来，IESR与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合作开展的一项研究（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发现，留守儿童在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测试中的表现均要弱于非留守儿童，尤其是父母双亲均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在相关测试中表现最差（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赫克曼领衔的中国留守儿童调查项目，了解一下！”）。赫克曼的研究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中，同等条件下个体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能解释9%的收入差异（Heckman et al.，2006）。由于孩童阶段是人一生中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最高的一个时期，而缺乏亲自照护的孩童往往难以获得充足的营养摄入、情感陪伴以及家庭教育，与父母分离的留守经历很可能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发展造成终身潜在的负面影响。目前，赫克曼教授与IESR研究团队还在就留守经历对儿童性格、技能及行为偏好的影响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开展的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调查

但即使如此，外出务工依然是现有农村家庭最优生计选择。如此来看，农村留守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倘若中国的经济主要增长动力一直源于“世界工厂”角色（即扮演了从原材料与零部件的进口到本土化的生产装配以及全球市场的输出），那么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很难促进既往增长范式的转型，留守问题也似乎“无刃而解”。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一些因素在促使留守现象在发生改变：首先是产业转型下的人口流动新趋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所形成的比较优势，但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一优势近来不断被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所削弱。尤其在全球政治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跨国资本开始了新一轮的“空间修复”（space fix），并把投资目光转向人口红利优势更为明显的南亚、东南亚及非洲地区。此外，东部沿海地区也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通过环评、最低工资制度等行政手段调整地区产业构成，促使产业升级，把低附加值、高耗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内陆地区。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所显示，当前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6051万人，增长2.4%；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5993万人，增长4.2%。简而言之，“内陆办厂，本地用工”成为趋势。以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为例，近年来就不断向郑州、重庆、西安等地投资设厂。对于这些回流的流动人口而言，他们距离留守在家子女相对更近，在亲子陪伴、子女养育等等问题上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内陆城市的生活成本相对更低，流动父母也更有可能把子女带在身边亲自照料。

其次是人口世代转型下的城市发展路径调整。在既往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家庭现代化（家庭规模趋于缩小）影响下，出生人口数量连年下降，中国地方政府同样面临着新时期驱动经济增长的压力。当人口数量及人口结构的优势下降，人口质量在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则凸显出来。尤其是流动人口“用脚投票”选择新一轮流动时，沿海城市如何“保量提质”成为地方人口战略的首要关注问题。为了吸引更多人口集聚，政府不断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惠普化无疑是大势所趋。对流动儿童的公共服务投入，也逐渐被视为对潜在人才培养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公共支出的财政负担。这一背景下，流动儿童所面临上学难、就医贵等等问题逐渐得到改善，父母也更可能把子女从留守农村带入城一同流动。

留守问题背后既是一个时代下国家、社会、家庭发展的“无奈之举”，但也是许多体制性障碍形塑的结果，而后者正是当前要努力破除、根除的对象。尤其当今后留守儿童长大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因制度区隔造成的技能、资本差异，无疑是一种“坏的不平等”（“冯帅章：我国不平等的上升总体而言属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好的’不平等”），而成长过程中的性格发展、行为规范等等同时受留守经历所影响，并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后果。

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贝弗里·西尔弗所言，政体/体系在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间存在一个彼此的张力（Silver，2003），这一点决定了留守问题牵涉到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当前，中国政府对关爱留守儿童问题有着巨大的决心，这也是笔者随评估团队在基层所观察到的景象：一个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的保障体系正在初步建成，并体现在留守儿童信息系统登记、农村儿童主任制度、强制报告制度等等之上。当然，这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落到实处，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同步的话题，也正是此行评估组所负责的工作方向。

评估组在抽查基层民政部门针对留守儿童的文件以及系统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挑战依然巨大，但话说回来，正如《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所指出，关爱留守儿童还是最终要靠家庭承担起监护主体责任。无论多么困难与具有挑战性，我们在入户评估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孩子们接受着外出父母远程关怀、回家务工、定期探视等等形式与维度的亲子照料。为此，笔者还是对外出父母抱有一个略带“何不食肉糜”的期待：如果套用古语，那便是——子女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参考文献

Heckman J J, Stixrud J, Urzua S.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6, 24(3): 411-482.

Silver B J.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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