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院助理教授蔡澍的课题《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减贫效果与机制：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实证研究》成功获得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立项。对于农村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蔡澍的兴趣所在，那么，在他的求学、研究路上，究竟是哪些因素支持他不断探索和追求？我们采访了这位刚刚博士毕业一年多的“青椒”，听听他的声音。

       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博士的时候，蔡澍每天花一点时间看新闻，“看新闻是我的‘必修课’之一。”

       蔡澍总是让自己保持“接地气儿”，“我的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方向是中国经济。去香港求学，对内地变得不太了解，是非常危险的！”

       追溯蔡澍的求学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刻关心社会现实的学者；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蔡澍对中国贫困问题如此关心。

蔡澍

       从社会学到经济学

       蔡澍本科读的是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专业，那四年是他“学习生涯中最快乐的四年”。

       “那时，老师的管理十分宽松，我们学院甚至被称为北大的‘四大疗养院’之一！但我比较喜欢这种自由的氛围，可以让同学们有更多的机会读自己喜欢的书，并交流感想。” 

       不过，本科时期的蔡澍对经济学并没有好感。当时班里很多人选择修经济学双学位，蔡澍却不随大流，选择了数学双学位。“一开始以为经济学就是赚钱的，很多人对其趋之若鹜，我很不以为然。 

       一切变化源于一次旁听。当时，北大经济中心的卢锋老师开了一门《经济学原理》课程，上完课后，蔡澍原先对经济学的偏见消除殆尽。“卢老师的课让我对经济学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让我认识到，不管经济学还是社会学，都是关心社会问题。不同的学科看待社会的角度不一样，分析框架也不一样。社会学可能更多基于概念推演，经济学则基于量化分析。经济学有点像数学和社会学的结合。”

       更深入的学习让蔡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经济学将个体假设为理性经济人，通过清晰的逻辑推导，搭建一个理想化的模型，以此来讨论个体决策、人和人的互动，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均衡结果。反驳它的唯一办法是挑战其假设。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推翻这些假设；另一种则是把假设放宽，将更广泛的问题纳入经济学研究的框架中。”

       蔡澍特别提到了加里·贝克(Gary S. Becker)。贝克教授运用经济学的工具，分析更加广泛的问题。“比如他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家庭决策、成瘾性消费等等，这些都是早先经济学家没有考虑到的。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 

       渐渐地，蔡澍开始转向经济学的学习及研究。“我觉得，经济学的方法非常值得其他社会科学学习，从某种程度上，它是最接近科学的社会学科。”

       名校还是名师？

       蔡澍应该算是一名学霸了，当时，他拿到了牛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终，蔡澍放弃了不列颠，选择了东方之珠。许多人疑惑，为什么他放弃了名气更大的牛津？蔡澍的这一选择背后，蕴含着一段深厚的师承关系。

       在北大读硕时，蔡澍的硕士导师是赵耀辉教授。赵老师是CHARL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的负责人，他的合作者之一是韩裔美国人Albert Park（朴之水）。因为这层关系，在北大时，蔡澍就与Park相识。Park的老师Scott Rozelle（罗斯高），是早期研究中国的几个外国学者之一。Park在读博时，便跟着罗斯高在甘肃做调研。之后Park就一直做中国问题的研究，对中国问题有深刻的见解。由此看来，罗斯高亦是蔡澍的师公了。

       当蔡澍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知道了Park要入职香港科技大学的消息，他没有想太多就决定去香港科技大学了。“名校可以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平时接触、交流最多的，还是导师。读博士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导师。所以我觉得能够师从Park教授是非常难得的。” 

       最终，蔡澍和Park同一年进入香港科技大学。读博五年间，Park和蔡澍是亦师亦友的关系。Park教授手把手带蔡澍进行研究，“我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蔡澍笑着说。“Park教授不会限制学生的思路，而是启发我们寻找课题。一旦确定题目，他会告诉你可以看哪些文献，应该怎样展开研究。他不会马上否定你提出的课题。”

       “想象力很重要，这是决定你能走多远的重要因素。得诺奖的人，一定是具有超凡想象力的人，但这不是全部条件，成功还要依靠勤奋。很多经济学家都很勤奋，包括我的导师，每天他都工作到凌晨一二点。我的导师为我树立了良好的模范。” 

       选择IESR

       蔡澍曾询问Park教授如何选择理想的工作地。当时Park认为应该考虑两点：首先，在这个平台是否可以与同一领域的其他学者充分交流。其次，能否与这个平台产生互动，即我为这个平台做出贡献，这个平台同时促进我的发展。

       人生道路上，总是充满意外的惊喜。2015年11月，蔡澍跟冯帅章教授（现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在一个会议上相遇。“冯老师当时给我介绍了IESR（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发展规划，我觉得很有吸引力。IESR聚集众多年轻学者，很多老师跟我的研究方向一致，内部有很多交流。同时，学院会邀请很多的学者来参加seminar、暨南论道等活动，组织国际会议。尤其去年组织的AFIT（Asian Family in Transition Conference on Migration）会议，诺奖得主James J.Heckman教授也有参加，能跟这么多牛人交流，这种机会十分难得。IESR还是以数据和调研为导向，调查中心开展了例如RUMiC（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等很有现实意义的调查，能够参与其中，机会很难得。”蔡澍表示。

       相比读博时的生活，工作后蔡澍面临更加繁杂的任务。事务一多，时间变得比较零碎。然而，做研究需要一整段时间，集中思考一个课题，碎片化的时间对于研究非常不利。“我现在思考的是，如何改进自身的时间管理。尽量将琐碎的事情集中在一起，腾出一大段时间，集中精力做科研。”

       深入乡村做调研

       蔡澍从学习社会学专业开始就跟随者老师参与了多项社会调查。目前，他的研究大致概括为“人在有约束条件下的一些行为”。“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与理论中的前提条件不相符合。有很多文献都讨论贫困原因，共识之一就是市场的不完备。比如说，农业回报率其实挺高的，但农户缺钱无法进行农业投资，他们就没办法获得这部分收益。”

       目前，蔡澍具体研究的是中国的贫困问题。某种程度上，这受到他两位导师的影响。赵耀辉老师着力于劳动经济学，Park着力于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这两个研究领域有一个共通点——关心中国农村的发展。而到农村进行调研，一定程度上跟他原来学习社会学有关系。谈起深入乡村做研究的感受，蔡澍说：“乡间的老百姓挺愿意聊天，不像城市居民戒备心强、警惕性高。然而，由于他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访谈问题要保证简洁易懂，不能‘太学术’。” 

       关于贫困问题，蔡澍认为，导致贫困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他和合作者之前在国内做过一个随机干预实验，即给家户提供贷款，实验安排试验组和控制组，比较实验前后的变化，结果发现实验效果非常显著。类似的实验在国外也做过，实验效果却没有那么显著。由此可见，不同的地方，致贫原因也不同。因此，“在制定政策或评估项目时，一定要因地制宜。”在蔡澍看来，“精准扶贫”很重要，即一定要找准对象，下准药方。“我们要从理论角度做一些推演，指出在什么地方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蔡澍（左一）和村民访谈

       蔡澍至今记得小时候，父母常对他说的两句话：“失败不灰心，回头找原因”、“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他看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一方面是由于兴趣，一方面是由于压力。 

       “我常常从做学术中寻找乐趣、获得成就感。比如我在做一些文献回顾时，阅读这一领域一些大牛的讨论。当发现他们对某个研究问题摸不着边、讲得不清楚时，我非常兴奋，觉得可以从这个点进行突破。这是很让人激动的一件事情。”

       另一方面，深入农村调研，目睹很多农村老百姓的疾苦，蔡澍感触很大。大都市灯火通明，能否照亮偏僻腹地的贫困人家？贫困人家的不幸，鞭策着蔡澍投入紧张的研究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