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其中一个代表就是“晚、稀、少”政策。“晚”指结婚年龄，女性不低于23岁，男性不低于25岁；“稀”指生育间隔，两胎之间不少于3年；“少”指孩子数，建议每对夫妻最多两个。短短十年间，中国总和生育率由1969年的5.7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2.7。四十年后的今天，最早一批受该政策影响的人群已逐步迈入老年阶段。相较上一代人而言，这一群体膝下能照顾他们的子女更少。尽管2016年1月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但此时众多家庭已错过最佳生育年龄，因此计划生育的影响将长期存在。那么计划生育政策究竟会对我国的老年群体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

       我们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 对我国老年人群体（60岁及以上）生活质量的长期影响。诚然，子女在赡养老人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少生”未必会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其因有二：一方面，“少生”使得父母能够把更多的资源用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养儿防老”并不是养老的唯一手段，父母也可能会采取其它措施来应对养老问题，例如增加储蓄等。

       子女对父母的照料方式主要包括共同居住、经济赡养、陪伴与看护等。我们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对子女照料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降低了子女与父母就近居住的可能性（住在同一村庄或社区的概率下降8.8%，同一区县的概率下降7.6%）；第二，子女赡养父母的转移支付下降约为395.9元/每年（占样本均值的18.6%）；第三，子女联系、探望父母的频率分别减少3.08次/每月、3.00次/每月。

和计划生育有关的一个著名理论是“数量—质量”的权衡取舍，即当孩子数减少时，孩子的平均质量会有所提高。那么这一权衡取舍会如何影响子女对父母的照料呢？我们发现，这需要区分经济支持还是情感支持来看。虽然“质量”较高的子女收入更高，可以为父母提供更好的经济支持，但由于那些子女一般住得更远，工作也更忙，探望父母的成本较高，因此他们联系或探望父母的频率反而更低。

       在计划生育的影响下，尽管父母从子女那里获得的经济支持有所减少，但我们并没有发现家庭总支出减少的证据，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家庭可以通过增加储蓄为老年时期的消费提供资金保障。我们同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会影响家庭的支出结构，人们会在衣食住行上会花更多的钱，在有关健康方面的开销有所减少。

       我们的核心发现之一，是计划生育政策对父母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计划生育对父母的身体健康或没有任何影响，或影响略为积极；另一方面，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愈深，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愈不容乐观，尤其母亲或农村父母的抑郁症状表现更为严重。老人们更倾向于报告如下三种感受：“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感到孤独”、“感到不快乐”。我们推测缺少子女陪伴往往是造成抑郁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计划生育政策对父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不一？我们认为，两个因素部分抵消了“少生”对父母身体健康的负面影响：第一，在“数量”与“质量”的权衡下，孩子数的降低会使得单个孩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收入水平更高，因而能够为父母提供更好的物质保障；第二，“少生”使得父母在工作年龄期间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以保障退休后的生活。但以上这两点并不能改善父母的心理健康，在“晚、稀、少”政策的影响下，不但子女总数会出现降低，同时因高教育、高收入的子女和父母的距离普遍更远，单个子女联系及探望父母的频率也更少。此外，钱是可以“攒”的，但子女的陪伴是无法积攒的。

       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不同的人群有怎样不同的影响？由于“晚、稀、少”政策对所有家庭实施近乎一刀切的规则，政策前生育率较高的家庭会受到更大的影响。受此影响，这些家庭的消费增幅更大，但他们和子女同住或就近生活的可能性也降低得更多，母亲报告抑郁症状的概率上升得也更多。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例如农村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往往会生养更多的孩子，而这些相对“脆弱”的家庭也往往难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冲击。然而，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生育限制，对这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产生了更大影响。因而，计划生育可能会给社会福利不平等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