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指出，今后要加快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尤其在随迁子女较多城市加大教育资源供给，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这一新闻的报道，牵动着无数城市外来人口的心。因为，前段时间一篇《非京籍孩子上学到底有多难》的热传文章，恰恰讲述了一个相反的故事。文中妻子小美自毕业起在京从事互联网行业工作，已有十年之久；而丈夫李强则是海归，自2007年起在京创业，公司至今运转良好。一直以来，夫妻二人虽不是北京户口，也没有在北京买房，以租房为主，但由于收入也算丰沛，日子过得相当舒坦。小美一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直到孩子需要“幼升小”的时候才为之打破，因为他们发现，非京籍孩子想在北京上小学接受义务教育，竟有如此之难。

       其实，说难也不难，随着城市公共服务的普及化，各大城市出台了非户籍子女入学政策，来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当地义务教育。倘若非户籍人员在京申请子女入学，需要五证材料，即父母双方居住证（暂住证）、在京就业务工证明、实际居住证明、在原籍无人监护证明和社保证明，外加一家三口的户口本。理论上说，小美一家符合所有的入学实际条件，但正是卡在证明材料之上，房东不愿意到场证明、公司社保异区缴保不符合规定……最后的最后，无论怎么尝试和努力，小美一家还是错过了孩子入学注册时间，摆在面前的只能是选择带小孩返回户口所在地小学就读。 

       据说，该文章写于去年，却在今年再一次热传，无疑反映出今天特定群体某种程度上的焦虑，即外来人口的子女面临入学难的问题。从程序上讲，随迁子女的入学政策似乎无可非议，否则会衍生出“高考移民”另一类问题。因此，也有观点对小美一家展开了批评。一种观点认为，小美一家过于“佛系”，临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准备材料，而非未雨绸缪，是家长不负责任所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过去十年北京房价处于“洼地期”的时候，小美一家既不买房也不入户口，还错过了阶层跨越的“上车”机会，怨不得人。

       这两种观点看似公允，却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把“问题出在自身”，而规避了最核心的问题：当前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充分与不平衡，与每一个进入城市的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着相当的差距。2018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16.21%的差距是超过两亿人的城市流动人口。根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学者张思思通过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的研究发现，乡城流动人口目前在城市主要住房来源为租房为主，自有房的比例仅有极低。由于获得自有房是流动人口获得城市户籍的重要途径，租房居住无疑限制了他们享有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小美不过是其中一个不幸的案例。即使在公共财政相较宽裕的大城市，学位紧张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如相关资料所显示，小美孩子入学那年，北京该区小学学位空缺数达3900 个之多，本地家庭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况不易，遑论非户籍家庭？因此，非户籍子女上学难，难在公共服务的短缺之上。正是如此，地方政府也只能“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居住”作为基础限定条件，并以程序正当为基准，尽量覆盖到那些合法居住到一定年限、从事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

       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阶级“财富、权力与声望”的定义来看，虽然没有买房也没有北京户籍，收入较高的“小美夫妻”们无疑被归类为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但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时刻面临着在中国这辆高速发展的“列车”上掉队之虞。但城市流动人口中，大多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乡城流动人口，他们从事着不稳定工作，居住亦不固定（或没有合法证明），在当前各大城市的“抢人大战”中，更是很难通过积分入户、人才绿卡的形式获得城市户口。如果按照现有的入学政策规定，相当部分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就读的条件并不达标，被城市的义务教育保障体系排除在外，连去申请与尝试的机会亦无。

       在既往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务工，投身城市的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由于户籍制度为主的城乡二元体制区隔，他们的生产劳动在城市进行，而父母赡养、家庭子女养育等再生产安排却在农村老家进行，待到自身年老，亦返回农村中养老，主要靠流出地政府与自身解决再生产问题。这种生产模式被学界总结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即一个人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时空中分离。由于流入地城市不必负担太高的公共服务支出，中国的城市借以“轻负担”，发展速度惊人并为世界所瞩目，这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初代农民工返乡，固然有“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文化因素所在，但更多是一种留不下来的无奈选择。而由于制度所限，大量农民工子女亦被迫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父母的赡养仍依靠传统的家庭赡养模式，并带来种种社会问题。更为迫切的是，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即出生在1980年以后的乡城流动人口们，他们的成长经历与父辈有很大的差异，并更习惯于城市生活，随着这一群体的生命历程在今天逐渐进入婚姻、生育阶段，同样要苦恼于子女上学等等问题。据相关数据测算，在义务教育阶段（6-15岁），全国有3386万的留守和流动儿童，约占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总数的24.18%，其中包括2019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和1367万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于“小美们”的城市准/中产阶级而言，尚能通过私立国际小学、甚至移民来解决问题。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而言之，又有何解之？

       此外，在过去二十年间，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上学，是通过大量位处城郊地带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但随着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型，以及客观上的安全隐患、教育质量等限制，近年来大量农民工子弟学校大量关闭。而另一方面，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对于人口总量的规划红线下，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日发严格，生活成本也日益高涨。这也是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在《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一书中所表明，城市对人口的“吸纳与驱逐”成为全球政治经济驱动的新机制。在这一背景下，相当一部分的流动人口注定很难融入城市，只能在当前城市中扮演一个暂住者的身份，或者选择到急需人口流入的二三线城市中成为“新市民”。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进步固然可见，但需要更快一些。更为重要的是，真正的城市化是市场良性发育的结果，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前者要求一个要素充分流动的地理社会空间，而后者则仅仅有选择性地把某些群体纳入或排斥。因此，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城市治理与发展思路，尤其在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问题上。法国著名思想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1967年书写的《进入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开启了城市地理批判研究的先河，他提出了三组命题至今依然在当代全球化下各大城市具有紧迫性：城市是谁的城市？我们应有何种城市权利？应如何实践这一权利？列裴伏尔令人发醒地写道：“城市权利本身就标示着一种处于首位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在社会中人有个性的权利，有居住地和主动去居住的权利，进入城市的权利、参与的权利、支配财富的权利，这是城市权利的内在要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亦指出：“城市权利远远超出我们所说的获得城市资源的个体的或群体的权利，城市权利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从这一角度而言，无论是农民工群体为主的流动人口，还是本地城镇人口，当他们进入城市的那一刻起，他们都应该获得相同的城市权利与市民待遇，并要求拥有更为广泛性的城市实践能力。

       共享改革红利与城市生活的普惠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与努力。笔者认为，当前破除非户籍子女上学难问题，急需破除的是教育服务的短缺现象。中国当前社会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教育公共服务上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根本之路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供给，笔者亦就此尝试给出三组具体治理思路：

       第一，由于改革是系统性工程，因此要做好公共服务供给的顶层设计。例如，当前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一大难题在于，如何在地方财政有限预算下“做大文章”。如果要放宽流动人口子女在当地入学限制，必然增加地方公立教育系统学位供应，也势必要求提高财政预算与增加教职岗人员编制，这与当前“严控编制”的机构改革思路有所冲突。如何把财政、编制用于真正所需的扩充教育事业上，做到“财事统一”、“人财挂钩”，在要求地方政府投入更多的公共服务同时，亦给与更多的财政保障。需要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的顶层设计、精准财政转移力度。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亦要有“螺丝里做道场”的改革勇气，敢闯先行，挖掘现有教育资源的已有存量，做好针对随迁子女学位供给的增量。

       第二，统一居民信息数据库，破除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管理系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国地方治理特点是以部门间的条条块块为主要特征，亦称为“条块分割”与“九龙治水”。由于部门、系统间的信息、数据库并不连通，无形中增加了沟通成本，也导致了信息处理的低效率与拖沓。例如在当前普遍实行的积分入学制度上，家长需要收集、整理与填报大量材料，既是负担，对部分家长而言也有难度。在当前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大背景下，推动各部门间的居民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库融合，让家长汇总材料“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并非无稽之谈，从而打通公共服务信息管理的“最后一公里”，这才是提升居民在相关问题上获得感的重要指标。

       第三，建立以数据为驱动的公共政策决策路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除了是财政约束、组织程序等现实问题，前期的规划与预测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城市人口的流动性与结构性决定了地方政府需要在不同公共产品投入上的异质化。更何况是流动人口的自身职业与生活特点，决定了对相应教育资源的配置，可能会导致地方教育系统面临学位不足，也可能是招生不足的问题。因此，加强教育资源的公共投入绝非“拍脑袋”工程，而需要打造以数据为驱动的公共政策决策路径。尤其是近年来大数据、数据科学、社会调查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调查、社会行为仿真模拟与实际社会情况的拟合程度较高。决策部门大可以借助数据科学技术来模拟预测城市的人口结构与公共服务需求，并依托地方高校、智库、调查中心来开展相关研究、预测、调查工作。 

       总而言之，无论是呼吁一种城市权利的反思，还是新时期下的社会矛盾特征的展现，对城市流动人口的历史欠账绝不能拖延下去。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亦不可持续，不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转型。这一现状迫切地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施政者的科学施政与决策艺术，而归根到底，是有无“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本心。人心向背，自然会“用脚投票”，在《非京籍孩子上学到底有多难》一文中，作为中产阶级的小美一家最终选择了移民，而对于数千万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