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都是由国内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所带来的。在流动人口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之时，这一群体及其子女却可能遭受不公的对待。一方面，流动人口往往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网络，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流动人口子女在受教育方面往往面临重重障碍。
5月19-20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主办了“第二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论坛邀请了国内外知名大学及研究所的学者，国家卫健委、四川省绵竹市教育局等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四川、广东等地的校长、老师，围绕流动人口子女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探讨。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指出，所谓流动人口子女，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流动儿童，即跟随父母到外地打工的儿童；二是留守儿童，即父母外出打工，留在本地的儿童。这两部分人是能够互相转化的。甚至还有所谓“流动的留守儿童”或者“留守的流动儿童”，此外还有“回流儿童”。
“据估计，中国目前可能有接近一亿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儿童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利的落实，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冯帅章说。
流动人口子女研究需要更广的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发展，流动人口随之产生。上海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陆建非认为，所谓人口红利，应该进一步明确为“流动人口红利”。以上海为例，现代化地铁、高楼的建设，没有流动人口这一庞大劳动力群体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陆建非提出今后人口流动可能呈现出新生代人口流动占比上升、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也上升的趋势。年龄上升主要缘于核心家庭的整体移动，先是年轻夫妇来到大城市，有了一定根基后，因为大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都比老家更好，这些“先遣军”普遍会把老家的孩子和父母接过来。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受教育问题，也就愈发凸显出来。
冯帅章强调，研究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时，视野不应只局限在教育的层面。对于流动儿童来说，能否进入公办学校、甚至优质的公办学校，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问题。
冯帅章还表示，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更多的是父母监护，以及相伴随的儿童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康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拓宽对这个人群的研究维度，研究焦点不单单是狭隘的“教育”或者“学校的教育”。
推卸责任，大城市终究会伤害自己
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周纪平回顾了上海市流动人口政策的演变。周纪平提出，2013年是上海流动人口政策的转折点。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上海市开始控制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门槛随之提高。
此外，政府对随迁子女学校进行“关、停、转、并”。正常就学的通道被堵住，流动人口子女便涌进非正规的办学机构，或通过非公开的方式进入正规学校。但更多的孩子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乡就读。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陈媛媛与冯帅章主持了一项对上海10个公办学校和9个农民工学校的“控人政策”调研。该项目调查四年级的学生，并跟踪到五年级。2012年，19个学校中只有一个学校出现了并班的情况。到了2017年，9个农民工学校有7个出现并班，10个公办学校有2个出现并班。可以发现，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学校，学生流失都逐年加重。
以小升初为例，在2012年的时候，大部分公办学校的孩子都留在上海，70%在民办学校的流动人口子女留在上海；到了2017年，超过一半的在民办学校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小升初时回流，公办学校学生回流的比例也上升了。从总体来看，不管在小学内部或者是小升初，流动人口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离开上海的概率越来越大。
陈媛媛表示，只要东部沿海地区仍相对发达，这些被迫回乡的孩子，终究还是会成为劳动力返回上海。如果上海没能通过自己的优势给予这部分劳动力较好的教育，最终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对待流动儿童的问题上，社会上很多人缺乏正确的态度，他们虽然有同情心，认为被迫返乡的孩子很可怜，但却认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比接纳流动人口更加重要，这其实是没有科学逻辑的。”陈媛媛称。
流动儿童的义务后教育——异地中考的挑战
随着工作对知识技能要求的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往往不能满足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需求。他们在城市升学的愿望比较强烈，这也涉及到“异地中考”的问题。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韩昱洁尝试从政策层面上分析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面临的问题。她区分了四类政策：第一类，异地中考报名无任何条件限制。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湖南省和昆明市，但该政策仅针对报考中职或者民办高中。第二类，仅要求有当地的初中学籍或者小学学籍。第三类，在要求学籍的同时，还要求父母的工作证明和居住证明。其中，上海比较特殊，除了要求学籍，还要求有120个积分，普通流动人口家庭基本上都难以达到。第四类，只允许报考职业学校。在北京，流动子女初中毕业后只允许报考中职学校，并且异地报考中职学校规定非常繁复，如要求父母的工作证明、社保，甚至还有居住要求等等。
韩昱洁还介绍了她对高中年龄阶段流动人口教育状况的测算。在广州，高中年龄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中，只有52%处于高中教育水平，上海这一比例只有45%。与此同时，两地的户籍人口的高中毛入学率都非常高，接近100%。
“虽然有些地方开放了异地中考，但报考仍受到很大限制。在目前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甚至提出普及高中教育的背景下，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高中教育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解决，这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学生个人，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韩昱洁说。
租购同权——广州新举措尚待深化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迁子女迅速涌入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城市，随之出现了城市义务教育容量与随迁子女就学诉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此，国家不断发布政策，努力为随迁子女在输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寻找出路。
在经历了 2001年“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简称“两为主”）的政策之后，2014年，国家又在政策上提出“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简称“两纳入”）。
2015年，这一政策得到进一步强化，教育部公开表示要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2017年7月，广州市政府正式发布《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的通知》，对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赋予他们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实现“租购同权”。
据广州市天河区某公办小学校长介绍，公立学校招生会优先招收具有本学区户籍的地段生。从去年开始，对流动人口子女开始实行积分入学政策。地段生录取之后，再招收积分入学的学生。除了积分入学，流动人口如果属于政策性照顾人群，如高素质人才、现役军人、环卫工、殡葬工人、优秀外来工等，也可以被居住地所在学区的学校招收。
“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政策还包括基层政府的协调入学，这类人一般为社区服务了一定年限，如企业纳税符合条件，但积分入学指标未达到。剩下的还有机动入学，如根据在职老师的亲缘关系，学位可以进行协调。协调入学往往需要赞助费。”该校长称。
目前“租购同权”存在“人户不一致”的问题，如果没有于所在学区购房，就不是所在学区的地段生。真正实现“租购同权”的只有广东江门，江门学位不紧张，租房一年后就可以就近入学。该校长坦言，“租”其实还是在“购”后面。在目前房价高企的背景下，对流动人口子女来说，在流入地入学还是有较大的困难。
韩昱洁认为，广州的“租购同权”出台后，有关单位和学校按政策执行，但是对于某些公立小学来说，最终的结果跟以前差不多，地段生、统筹入学、积分入学各自的比例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韩昱洁还表示，总体来说，“租购同权”政策没有取得很大成效，租房的儿童依旧不能享受买房儿童的同等入学权利。政策实施的结果不理想主要是学位不够，财政规划应进一步加大公办教育投资。
谁来满足流动儿童受教育需求？——民办与公办的抉择
新时代下，教育发展更要求有质量。四川省绵竹市教育局局长彭波提到，目前政府要求教育部门引入优质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资源的形式是公办还是民办？民办学校收费高，教育质量自然提升。但一个两难的境地是，公办与民办学校有着不同的体制和机制，公办学校难以像民办学校那样管理。
陆建非也承认，义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缩小差距，所以要求公办教育的质量要赶上一些收高费的民办，但是这很难做到。此外“教育均衡发展”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命题。社会现象往往牵一发动全身，很难局部解决。
针对发展公办教育的问题，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唐晓杰介绍了“上海经验”——上海的民办教育质量较高，大概百分之六十多的学生都来自民办学校。为了促进公办和民办教育协同发展，今年实行了公办民办同步招生的改革，以减少优质生源被民办学校提前录取的概率。
“其次，实行“委托管理”制度，政府向优质民办学校去购买服务、引进资源，让优质民办代管相对薄弱的公办学校，进行管理输出、课程输出、教师专业发展输出，促进均衡。”唐晓杰说。
当然，民办与公办孰优孰劣并不是一定的。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特聘讲座教授、原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韩嘉玲指出了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如北京比较好的教育资源更多集中在公办学校。
广州市天河区昌乐小学校长郑蕙也表示，在广州市天河区，公办学校资源较好，公办和民办结对子，定期开教学研讨会。公办老师会去民办学校指导教学，政府也给予民办老师外出学习的机会。
无论如何，公办教育最终都要起到“兜底”的作用。周纪平补充道，政府在民办或公办的选择上有时可以更灵活些，参考欧美“试验教育”的模式。对于接纳流动人口子女的民办学校，也不宜一棒子打死，可以留一些试点学校，观察其发展的情况。
（原文发布于搜狐教育，原文链接：https://m.sohu.com/a/232636402_105067/pvid=000115_3w_a&from=singlemess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