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6日，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James J.Heckman受邀参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主办的“大师暨南行”讲座，并发表了题为“China’s Investment in Skills”的演讲。他认为，中国应当重视职业技能投资和学前教育投资。

讲座现场

 首先，Heckman教授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1979年以前已经开始持续增长的物质资本投资，以及大量中等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促进了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中国的资本形成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较高；另一方面，其上涨的趋势从1960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得益于平等的教育政策，绝大多数适龄公民能够入读小学、初中，进而形成了大量中等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但目前，中国却面临中等技能劳动力供给的枯竭。与此同时，社会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抚养负担日益增长。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析发现，2016年中国的青壮年劳动力显著减少，中老年人数却大幅增多。中国需要培养高技能的劳动力来应对这样的挑战，并推动技术进步。

回溯至1970年代，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极少，直到21世纪，情况才有所好转。数量激增的大学毕业生一方面满足了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更具竞争力。中国在小学、中学的教育上已经达到和亚洲其他国家相近的水平，但在大学教育方面仍较为落后，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在世界范围内仍属于落后水平。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在中国，物质资本投资高于人力资本投资。对此，Heckman教授指出，中国应该延续平等的教育政策，注重高技能的教育，同时注重幼儿的学前教育。中国的投资还应由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进行适当的转移调整，并着力解决地区间的不平衡问题。此外，户籍政策的改革、现行学费政策的改变，都是政府需要努力的方向。概括而言，就是要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市场的形成。同时，现阶段社会应重新审视大学的学术教育，认可职业技能教育的价值。

接着，Heckman教授更深入地解释人力资本投资所能带来的好处。他认为现代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技能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不应仅凭考试成绩来评估学生，这是教育机构的成败。

对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Heckman教授通过展示了中国城乡收入比的变化、城乡教育回报率的差异、省级层面的人均教育支出与人均GDP的关系、城乡平均入学率与毕业率的差异等，总结认为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省份与不发达地区仍然差距悬殊。

Heckman教授

 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背后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分不开。青壮年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移民，但大部分人却将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2010年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2000年的三倍，流动儿童数量也急剧增长。2010年的数据显示，这两类儿童占中国0-17岁孩子总数的35%。进一步研究表明，约1/3的留守儿童和他们的祖父母居住在一起，而祖父母中绝大多数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小学教育。

Heckman教授认为，在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市场不可或缺，同时，以科研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并不是唯一的道路。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同样重要，社会应鼓励人们发展自身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与应用技能也会促进科技的进步。

 而后，Heckman教授强调了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培养社会情感技能有助于认知技能的形成，进而儿童能够感知奖赏、产生自身前进的动力。在长期，以上做法将有利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提升社会流动性。

  讲座最后，Heckman教授阐述了自己对不平等的看法。由户籍制度和缺少教育入学途径导致地区及家庭背景成为决定命运的关键是一种有害的不平等，其不仅有损社会公平，还将损害社会生产率。而允许市场机制介入进行调节，即鼓励对稀缺技能培养的投资，以及教育与训练的获得，将有利于社会与代际流动性的提高，应该被视为有利的不平等。

 Heckman教授的观点来源于他近期对技能形成及多样化生活技能的研究。此次讲座内容也是他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众多合作研究中的一项。他指出中国亟需解决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问题。幸运的是，已经有一些研究在针对该话题进行讨论，包括他在内的经济学家们也在不断努力。Heckman教授表示，他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牵头建立的 “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的合作关系，并积极推动双方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合作，芝加哥大学以及他所在的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期待与暨南大学及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在未来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