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中午12点，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实证研究阅读小组”第八次论文阅读活动在中惠楼106举行。研究院及经济学院20余名师生参与了此次阅读分享。在本次活动中，研究院副教授朱宏佳基于论文“Welfare Analysis Meets Causal Inference”进行了分享。

朱宏佳

近年来，经济学在因果识别方法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各类政策评估方法日益成熟。而除了具体的政策效应，政策的“好”与“坏”——即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该论文介绍了一种结合因果识别进行福利分析的方法，即“公共资金边际价值”法（Marginal Value of Public Funds，MVPF），并对该方法的具体应用提供了指导。

MVPF是政策边际收益与政策成本的比率，相当于政策受益者的支付意愿与政策成本的比值。需要注意的是，计算MVPF所使用的成本是考虑了个人对政策的反应对政府支出造成的影响后计算出的“净”边际成本。使用MVPF需要满足的四个假设：（1）政策是现金转移支付而非实物转移支付；（2）政策变化较小（如一美元现金支付），满足该假设意味着政策对边际受益者（即通过改变行为以满足政策要求的人群）的福利没有影响；（3）个人对政策变动的反应是最优的；（4）政策对直接受益者以外的人群没有影响。

作者首先用1美元现金转移支付政策的例子，介绍了当符合上述四个假设时，计算与应用MVPF的具体方法。在该例子中，收入低于某一临界值的群体可以得到一美元的现金转移支付。该政策的成本包括两方面：（1）“机械成本”（Mechanical Cost），即不考虑任何行为反应时政府支出的增加额。（2）财政外部性（Fiscal Externality），即个人对政策的行为反应对政府净预算支出产生的影响。例如，部分人可能通过减少劳动供给以减少收入，从而满足政策要求。而这会导致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通过因果识别方法估计政策对政府收支的影响，是因果推断方法在福利分析中的直接应用。

而政策收益的计算则相对容易。根据假设，政策对边际受益者的福利没有影响，因此在该例子中，政策受益者的支付意愿是边际外受益人（Infra-marginal Beneficiaries）的数量乘以1美元。将成本与收益综合考虑，通过简单计算可知该政策的MVPF为1/（1+FE），其中FE是每增加1美元“机械成本”所导致的财政外部性增加额。

作者接着介绍了不同情境下将MVPF应用于福利分析的具体方法。首先，政策的净成本为负值而收益为正，此时MVPF为负值。Hendren和Sprung-Keyser（2020）将这种情况称为“无限MVPF”，并认为无限MVPF的政策优于有限MVPF（即净成本为正）的政策。第二，两项政策目标人群相同，且都有正的MVPF，此时应该在MVPF较高的政策上投入更多资金。第三，两项政策目标人群不同，此时不能将政策的MVPF直接比较。针对这一情况，作者提出两种应用MVPF的思路。一是使用Hendren（2020）的方法，计算基于对同一收入分位点进行税收调整的MVPF，并将该MVPF与政策的MVPF进行比较；二是将两个政策的MVPF值用来刻画政策制定者对不同政策的权衡。例如，当政策A的MVPF为1而政策B的MVPF为2时，将政策B受益者的收益减少2美元可以使政策A的受益者收益增加1美元。而这种改变的“好坏”，则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对不同群体的偏好。

上述分析都基于前文提及的四个假设。如果放松上述假设，则MVPF的计算与应用方法会有所差别，具体可分为四种情况。（1）如果政策变化较大，此时不能再假定政策对边际受益者的福利没有影响。对于这种情况，需要估计出边际受益者的需求曲线，以此计算他们对该政策的支付意愿。作者认为，假定需求曲线可表示为一线性函数时，可以将转移支付数额除以二，近似地计算边际受益者的收益。（2）如果个人对政策的反应不是最优的，此时即便政策变化很小，也不能假定政策对边际受益者的福利影响为0。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需要断言其“知道”个人的效用函数，或者通过实验消除偏差，从而引出真实的需求函数。（3）当政策不是现金支付，而是“实物”（In-kind）支付（如医疗、教育、就业培训等）时，需要估计不同受益人对该实物支付的支付意愿。此时MVPF可以表示为W/（1+FE），如果接收者使用等额现金可以消费更多的此类商品，则W<1；如果政府能以低于以比私人市场更低的成本提供商品，则W>1。（4）如果政策会对目标人群以外的人产生影响，则不仅需要估计直接受益人的支付意愿，也需要估计间接受益人的支付意愿。

MVPF方法已被用于评估各类政策的福利效应。例如，Hendren和Sprung-Keyser（2020）估计出，对最高收入者（Top Earners）增加1美元税收，会因最高收入者的行为反应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0.46美元，因此该政策MVPF为1.85（= 1/（1 − 0.46））；Jackson等（2016）则发现，教育支出所带来的税收增长，足以抵消最初的教育投入，因此其净投入为负，这意味着教育投资有着无限的MVPF。类似的方法还被用于评估除虫（De-worming）、进口关税、政府采购等政策的福利效应。

参考文献：

Finkelstein, A., & Hendren, N. (2020). Welfare analysis meets causal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4(4), 146-67.

Hendren, N. (2020). Measuring economic efficiency using inverse-optimum weigh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87, 104198.

Hendren, N., & Sprung-Keyser, B. (2020). A unified welfar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3), 1209-1318.

C., Kirabo, Jackson, Rucker, C., & Johnson, et al. (2016). The effects of school spending on education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evidence from school finance refo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 (1): 157–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