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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政暨南”第三十二期:“三新”思想下的生态化乡村振兴

2021-11-19
摘要基于这一背景,最近10年的三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注重强化乡村振兴的战略地位,促进金融下乡,实现了服务性普惠,正在深化信贷普惠,具体模式有融汇模式、政银担模式、保期银模式。

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2021年11月11日,立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首席研究员温铁军教授发表题为“‘三新’ 思想下的生态化乡村振兴”的精彩学术报告。

温铁军教授

温教授开宗明义的提出新理念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两山”理念。于此之下,“绿水青山”乃至“山水田林湖草沙”等生态空间资源作为新生产力要素极大的扩展了除土地、劳动力、资本之外的要素结构。经济结构决定于要素禀赋,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开发的动力机制。新的资源形态和要素结构将极大的推动中国转型到绿色高质量的“生态经济”发展方向上。

由此,绿水青山等生态空间资源作为整体的、系统的“区域经济”所蕴藏的巨大价值潜力正日益显现,将是中国应对全球化危机进而实现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动力。

而新的发展格局要坚持“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深改路径,立足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构建新型县域经济的生态化新发展格局。首先要通过深化城乡融合及质量效益型要素市场改革将生态空间资源价值化。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介绍,过去这些年中国基本建设投资已形成超过1302万亿的全国总资产,中国稳态结构奠基于巨额实体资产去替代乡村振兴需要的重资产投入,农村有几百万亿沉淀资产亟待在生态化乡村振兴中激活。同时也要注意县域生态经济的不同定位及相应的市场价值,放弃“粗放数量型增长”。再者,要通过农业六产化(农业、工业、旅游业、自然教育、生命产业、历史传承),实现多业态的集成创新。另外,农业低效压力下的土地闲置与粮食对外依存度增加,都造成国家和社会的综合安全问题。对此,不能仅仅要求农民承担责任,而要把推进多业态的“社会化生态农业”作为贯彻城乡融合战略的重要内涵,发动更多市民群策群力参与三农发展,形成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随后,温铁军教授指出,“两化”推动了生产关系变革,空间生态资源再定价要同城乡融合战略及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整合协调。首先,农业4.0——空间资源价值化带来深化农村要素市场改革的契机。空间资源“整体性”、“非标性”与“公共性”特征会带来定价难题,所以,空间资源要进行立体整全开发,需要建立新生产关系。再者,通过集体经济公司化改制可以实现空间资源“双层PPP”开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态空间资源要素综合系统开发,重点要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向公司化的社会企业转型。

最后,温教授进一步阐释,“生态资源价值化”要落实在县域金融与农业两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措施之中。以陕西留坝县村级扶贫合作社组织构架为例,他介绍了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深改要点——官方重资产转交村集体代持,农民轻资产介入。这一要点的必要性在于,一是产业兴旺需要把扶贫投资形成的资产做股到村集体及合作社成为“重资产主体”,才能撬动村民做“轻资产”经营;二是县投资公司占股20%并承担县域产业的主要风险,才能使农民低风险分享产业收益,成为生活富裕的保障;三是治理有效和乡风文明都要求以集体对村民的股权分配为基本手段;四是生态宜居是全域生态化为基础的康养需求所内生的。其次,要利用举国体制下的金融支农制度创新促进“资金链内化产业链”, 进而实现生态资本深化。农业的自然属性派生社会与生态包容性,而商业金融追求流动性获利内生排斥性,二者长期矛盾在于各自制度体系的自我强化,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部门异化于分散细碎的农业。基于这一背景,最近10年的三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注重强化乡村振兴的战略地位,促进金融下乡,实现了服务性普惠,正在深化信贷普惠,具体模式有融汇模式、政银担模式、保期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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