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刚刚过去的2020年对美国的华人而言颇为不易。除了疫情本身对经济和健康的冲击，他们还要面临“排华”阴霾的回潮。当地时间2020年3月16日，当美国新冠病毒每日确诊人数即将突破千人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中公然将病毒与中国相联，将病毒称为“Chinese Virus”（即“中国病毒”）。这一违反世界卫生组织命名规则又极具挑衅意味的言论不仅让大洋彼岸的中国愤而抗议，也给在美国的亚裔群体带来了极大影响。据网站“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Stop AAPI Hate）统计，在特朗普总统“中国病毒”推文出现的短短一周之内，针对亚裔群体的骚扰事件已高达673起，具体行为包括刻意冷落、言语攻击乃至肢体冲突。

美国的排华文化其实根植于历史。早在19世纪末，美国西部就爆发了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对在美华人劳工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产生了极大威胁，也直接促使了1882年《排华法案》的通过。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特定种族的法案，从1882年通过至1943年废除，《排华法案》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让在美华人无法通过归化入籍，宛如漂泊的浮萍，无法在身份上融入美国社会。在美华人社区受到严重影响，华人人口数从1880年的105000人下降至1940年的77000人，且男性远多于女性（详情请见【思·享】美国《排华法案》与华人的反歧视抗争史）。

不过，华人希望获得公民身份、争取自身权益的反抗从未停止。当官方途径无法走通时，华人移民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据统计，即使在《排华法案》生效期间，仍有30万中国移民获准进入美国，这还不算无法计数的非法移民。这些移民如何突破《排华法案》的严格限制进入美国？被排华氛围笼罩的美国社会如何看待这些移民？中国社区又如何给新移民提供支持？基于最近出版的关于在美华人的一系列著作，本文简要回顾20世纪在美华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对期待移民美国的华人来说，为了合法进入美国，他们往往不得不依赖假身份，并终身生活在身份造假的恐惧中；而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非法偷渡，不仅需要背负高额债务，也将自己的生活领地限制在了唐人街的一方天地。但翻阅历史也可以看到，面对官方的严苛制度，夹缝中求生存的迫切渴望让华人群体激发出巨大的能量；同乡、熟人以及自发形成的华人社区都为移民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帮助。

绕开《排华法案》：伪造身份的幸运与阴影

“屈指经数月，尚在此路头。”

——《枕底无花梦不香：天使岛中国移民的诗歌与历史》

《排华法案》仅对极小部分需要入境美国的华人有所豁免，其中包括返回的美国公民、政府官员、商人、学生、教师和旅行者。因此对于希望移民美国的华人来说，伪造文件、谎称自己属于被豁免的类别成为了最为常用的手段之一。谭业精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谭业精于1905年生于广东香山（现中山市），他的父亲谭发光通过偷渡成为家族中第一个到美国的人，在农场打工并汇款回家。1920年，由于父亲遭遇车祸去世，家族希望送谭业精去美国继续闯荡。为了获取在美国的身份，他支付了1900美元获取了伪造的身份证明（被称为“假纸”），谎称自己是广东新会人，是加州Stockton一位商人杨栋的儿子，名为杨庭顺——希望作为在美华商家属获取移民美国的资格。

据估计，这段时间里，由于《排华法案》的限制，入境美国的中国移民中持有假证件的比例超过了90%。他们常用的方式是谎称自己是已移民华人的亲属，或婴儿时期生于美国。不少伪造证件的案例依托熟人或亲属，但也有不少需要依赖陌生人。由于大多数早期华人均来自广东省，《排华法案》存续期间的移民也以广东人士居多。

花钱购买伪造的证件仅仅是第一步。当攒齐旅费并获取“假纸”之后，对这些移民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旧金山的天使岛（Angel Island）与纽约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曾是20世纪初美国接待移民的主要地点，而与欢迎欧洲移民的埃利斯岛不同，天使岛作为中国和其他亚洲移民的主要入境口岸，推行的政策则是“将亚洲人排除在外”。1910年至1940年的三十年间，来自中国的10万移民曾由此岛入境美国。仅有约一半华人在抵达当天被允许入境，剩下的人则被扣押在天使岛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以核实身份资料。

在当代，美国海关的扣押和检查通常发生在入境处的小房间；尽管等待的时间里依旧煎熬，多数检查还是会在一两个小时内结束。但回到100年前，被扣押的华人移民则会被长期拘留在天使岛以便进行进一步的询问。由于移民官员毫无理由地怀疑移民身上可能携带传染病，当局在中国移民抵达当天会首先进行详细的体检，有些体检项目甚至要求移民脱光衣服。之后是由移民局官员对移民及证人的询问，以核实移民的身份资料。此时除了详细的相关文件证明，还需要两个可靠的证人——比如文件中的父母、兄弟、邻居，以便交叉询问。在涉及家庭关系的审查时问讯则尤其严格：移民局的官员会询问数十个甚至上百个的家庭细节问题，以找到证词中是否存在出入，从而判定亲属关系是否存在。比如，借杨庭顺之名的谭业精的证人是“假纸”父亲和“假纸”兄弟。他的“假纸”兄弟杨庭标曾被问及“祠堂有几个门”、 “门楣上有没有祠堂名称”、“祠堂是用什么材料建成的”等一系列极其细节的问题，而这在此类闻讯中极为常见。为了应对这些提问，持有非法证件的移民和帮助作证的证人常常需要提前准备好“辅导手册”，在路途上反复研习，并在登岸之前将其销毁。如果移民官员判定移民与证人的证词相符，移民即可获准进入美国。

等待审问的过程是艰难的。天使岛常年关着二三百名男子与三五十名妇女。与一同前来且被扣押的日本人或俄罗斯人相比，中国人被扣押的比例更大、关押的时间更长，数周至数月十分常见。如果询问后被判无法入境，移民可以选择上诉，这也会进一步延长他们的拘留时间。据统计，1910年至1940年，拘留时间的中位数为16天。拘留时间最长的记录由Kong Din Quong保持，为756天。还有56个人在天使岛关押期间去世。最终，约95%的人会被获准入境，剩余的人则会被遣返。

尽管大多数人会被获准入境，但是天使岛的经历并不如它的名字那般美好。中国移民被关在大房间里，住狭窄的上中下铺，房间阴暗而拥挤。他们每天伴随着警钟起床，在饭堂用三餐，晚上听到熄灯号之后休息。他们可以在有限的场地上进行户外活动或者阅读书报，但依旧很难排解前途未卜的煎熬与监狱般关押生活的无聊。由于伙食简单甚至难以下咽，在1916年和1919年还曾出现因移民对伙食不满引发的骚乱。

天使岛上中国移民的居住环境

直到1940年11月，一场大火让移民局放弃了天使岛拘留所。1943年《排华法案》被废除，在军队服役的华人率先获得在美国公民身份，并获准把配偶接到自己身边。但是，《排华法案》存续期间伪造证件的过往，让诸多中国移民一生背负证件造假的原罪和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20世纪50年代，美国移民局希望清理“假仔”（即通过假证件获得公民权的人），鼓励证件造假人士主动坦白，并试图惩罚拒绝坦白的人士。由于“假纸”关系常常盘根错节，一家人的坦白可能影响到相关的多户人家，这一政策引起华人社区的巨大震动。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移民局对不少华人居民进行随意扣押和诘问，也将华人重新推入恐慌。直到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给每个地区20000个移民配额，当时来自台湾地区的华人移民才获得了与其他地区移民平等对待的资格。

20世纪在美华人的生存之道：唐人街提供的社区支持

“曼哈顿唐人街作为纽约市的标志性景点之一……和小意大利、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和华尔街齐名。”

——Kenneth J Guest, 《从勿街到东百老汇大街：福州移民和纽约唐人街的复兴》

对当代留美学生和访美游客而言，唐人街是破旧的：狭窄的街道、传统的粤式菜肴、随处可见的红底金漆繁体字招牌，让唐人街宛然便是上个世纪的遗产。诚然，当下众多中产阶级移民削弱了唐人街作为华人社区与中国移民的连接，租金上涨也让古老的唐人街店铺面临生存危机；然而，对早期华人移民来说，唐人街通常是他们入境美国之后的第一站，是这些“新客”们的避风港，甚至成为很多早期移民赴美之后数十年的主要活动区域。

纽约唐人街

早期移民通常语言不通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极其依赖唐人街的支持。例如，旧金山的华人社区会为被扣押在天使岛的华人教授英语并提供留声机等娱乐设施。当移民顺利进入美国之后，他们的工作和住所也往往以唐人街为中心。以谭业精为例，他刚刚来到美国在美国家庭做男仆，同时参加了英语学习班，住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在亲戚的介绍下，他先后在花卉农场浇花、在唐人街的餐馆洗盘碗。十几年后，他初入美国的妻子也在唐人街的制衣厂工作。可以说，唐人街为早期在美华人提供了便宜的住房和工作机会，为早期移民融入美国社会提供了桥梁作用，依托唐人街的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也提供了华人在美国生存的社会支持。

另一方面，由于《排华法案》的限制，受到良好教育的美籍华人也很难完全摆脱唐人街的影响。这一部分华人是早期美国移民的后裔，因出生于美国而获得美国公民权。尽管看起来不需要背负伪造身份的风险也没有语言障碍，但《排华法案》引发的社会风潮同样限制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以1902年出生并成长在唐人街、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华镇牧师为例，由于东方人的面孔让他在美国人的公司求职时倍受歧视，他只能通过华人教会试图在移民局求一份差事。好在唐人街的成长经历也让他得以熟练使用广东各地的方言，最终在天使岛成为一名口译员。

除了为合法移民提供住所和介绍工作，唐人街更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在于吸纳大量非法移民，让几条看似平静的街道与非法移民、帮会甚至犯罪连在一起。《排华法案》的颁布让偷渡成为一门利润颇丰的生意：早在1889年，时任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就在奏折中提及“无赖洋人纠合华人，在香港设立行店，包揽出洋。其包至美国者，每人一百七十元……每年至少以五千人计之”，且获利后与旧金山的华人会党分成。即使在《排华法案》废除之后，偷渡的生意也没有停止。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中美邦交正常化，大量合法移民进入美国，而美国的高工资同时也吸引着更多偷渡客。此时的唐人街社区会为新移民介绍工作：在位于有“福州街”之称的纽约东百老汇（East Broadway），就业中介负责将工人和全美各地的店铺牵线；而福州商人经营的横跨美国各州的长途巴士运输系统，则可以让工人仅通过工作地点的简单地区代码就能搭乘巴士抵达美国的各个角落。

由于偷渡客往往语言不通、背负高额债务又畏惧自己身份暴露，他们成为了洗衣房、餐馆和工厂的理想廉价劳动力。以制衣厂为例，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纽约本地的制衣业迁移至海外，大量廉价制衣厂为了降低成本搬至唐人街。20世纪80年代时这些工厂雇佣了大量年轻女工。这些女工的工作时间长达每周6至7天，每日工作时间为10-12个小时，而她们的工资收入远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还经常被拖欠。但是，受制于非法身份和语言不通，工人们也常常无法反抗。

在20世纪的非法移民史上，最为传奇的事件之一是1993年6月6日金色冒险号（Golden Venture）在皇后区的洛克威（Rockaway Peninsula）海滩上搁浅、10人在试图游泳登岸的过程中丧生。这一事件让船中三百名来自福建的非法移民和背后的偷渡网络暴露于大众视野中。经过调查，警方发现了由“萍姐”（真名郑翠萍）——一个1981年来到美国、生活在唐人街的福建移民，有着和善的面容和蹩脚的英语——经营的庞大的偷渡组织。萍姐以每人三万美元左右的价格收取费用、设计路线，并为到达美国的移民提供工作机会，也帮助这些移民往中国汇款并从中抽成。东窗事发后，萍姐逃出美国，继续自己的蛇头生意。在协助了至少5000人偷渡美国并积累了至少2.5亿人民币的财富之后，萍姐最终于2000年在香港被捕，被判监禁35年，并于2014年死于监狱。当然，偷渡的生意并没有因萍姐的被抓而停止，偷渡的路线愈加艰险，费用也在逐年上涨。时至今日，仍有一批又一批的华人怀揣梦想、前赴后继地以各种方式来到美国，追寻着属于自己的“美国梦”。

在美华人的经历充分说明，当官方渠道受限时，华人努力通过基于血亲、同乡或社区等非正式制度与官方制度对抗。借用哈佛大学明史专家宋怡明教授新著的标题，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被统治的艺术”，展示出了华人群体非同寻常的灵活与韧性。当然，非正式制度也并不能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移民有时不得不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2010年，在美华人的数目已经从1950年代的11.8万人增长至330万人。在排华法案颁布130周年的2012年，由首位当选美国国内议员的华人女性赵美心发起，美国国会终于对《排华法案》表示歉意，历史上的排华伤痕终于在表面上得以化解。如今，在美华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为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多样性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以各种方式融入了美国的点滴生活。但是，仅仅过去了不到1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会危机让美国的华裔群体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其实，移民作为弱势群体，通常只是社会危机下民众情绪的出口；而转移矛盾、排斥异族也从来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幸运的是，当下的美国华裔不再是一百年前语言文化不通的外来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发声，强调美国正确应对疫情的方式绝不应是各族间的相互仇恨，而应该是联手合作。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再回到一百年前假托“杨庭顺”之名移民美国的谭业精身上。他在“假纸”父亲和“假纸”兄弟的帮助下顺利进入美国开始打工。赴美16年后，他攒够了钱得以回国娶妻，又借钱获得商人身份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移民美国。然而当初的假名和假身份伴随了他的余生。他与妻子赵罗英一起生育了六个孩子，都只能以杨为姓，他也叮嘱自己的孩子不要说出自己姓谭的事实。六个孩子之一的杨碧芳（Judy Yung）后来成为了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美国研究系的教授，主攻亚裔美国人史，并于1980年与同为在美华人后裔的麦礼谦和林小琴编译出版了天使岛上被拘留华人的诗歌集（中译本名为《枕底无花梦不香》）。诗歌集中收录了天使岛现存的135首诗歌与39段口述历史，包括对自己的父亲谭业精的访谈，试图全面反映20世纪初早期华人移民历尽艰险前往美国的过往。半个多世纪之后，谭业精的真实身份和过往终于以这种方式为后人所知。2020年12月14日，在父亲谭业精移民美国整整一百年之后，致力亚裔美国人研究的杨碧芳教授也在旧金山的家中去世，享年74岁。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一书书影，右侧为中文版

主要参考文献

[美]麦礼谦、林小琴、杨碧芳著，荣立宇译：《枕底无花梦不香：天使岛中国移民的诗歌与历史》。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

[美]李漪莲，伍斌译：《亚裔美国人的创生：一部历史》，2019年7月。

王保华、陈志明编，张倍瑜译：《唐人街：镀金的避难所、民族城邦和全球文化流散地》，2019年8月。

Lew-Williams, B., 2018. 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ce and Coronavirus: San Francisco Bay Area residents share their stories of hate and new solutions.” 

Patrick Radden Keefe, “The Snakeh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