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7日，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文章“Easing constraints of foreign spouses can help solve gender imbalance, but risks, uncertainties remain”（《放宽对外籍配偶的限制有助于解决中国性别失衡，但风险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其中就农村涉外婚姻现象，对我院讲座教授韩嘉玲与研究助理余家庆进行了采访。 

韩嘉玲和余家庆在采访中表示，当前农村地区存在的涉外婚姻中，部分外籍妇女与中国男性保持事实婚姻关系，一些外籍妇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偷渡或被贩卖至中国农村地区。这些外籍女性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既没有有效护照也没有结婚证书，相比其他合法的外国配偶面临更大的生活困难。如今，政府很难准确地统计当前农村中国有多少这样的“外籍配偶”，因此，田野调查成为研究人员了解该群体规模与现状的主要方法。

自2019年起，韩嘉玲与余家庆每年前往广东农村调查外籍妇女的家庭生活。在走访的农村中，当地外籍妇女的数量从几名到上百名不等。这些外籍女性年龄大约四五十岁，掌握当地方言，并且已经习惯了当地的风俗和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她们当中很少有人在当地民政部门进行过婚姻登记。

在报道中，韩嘉玲和余家庆介绍了在当地调研时遇到的一名越南女性的情况。阿信（化名）来自河内附近的农村地区。1993年，她被亲戚以3000元(458.1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名中国男子。阿信目前在中国定居下来，生了三个儿子，每隔两三年就偷偷越境回家看望母亲。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阿信和许多“外籍女性配偶”一样不得不在村里干农活，或者在小型非法作坊里找一份低薪工作，从事非正规工作。去年，阿信终于拿到了结婚证。她首先前往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补办了护照，在公安部门办了临时居留证后，飞回越南办理新签证，重新合法入境中国，并与丈夫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阿信花了将近8000元来完成这个漫长而繁琐的“合法化”过程。但阿信表示，“我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直到拿到结婚证我才感觉安心多了。”

出于人道主义立场与社会治理需要，韩嘉玲和余家庆呼吁政府给予这些 “地下”外籍配偶合法居留的身份。韩嘉玲补充道，虽然“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今天中国边境地区的跨国人口贩卖情况在警方治理下已经有了很大地改善，”但是，对于放宽对外籍配偶的限制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性别失衡问题，他们仍保留谨慎的态度，涉外婚姻有可能带来跨国人口贩卖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