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0日上午，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政策论坛在曾宪梓科学馆406室顺利举办。本次会议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主办，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金融学院、中大咨询研究院以及暨南大学的优秀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大湾区经济金融发展大计。本文整理了五位嘉宾的精彩发言。

01如何通过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林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林江指出，新形势下需要构建国际国内循环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为世界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为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规律和世界经济开放新趋势，我国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当下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作用。

如何理解“双循环格局”？林江教授指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参与国际大循环为我国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弥补国内要素短缺、吸引国际先进生产经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对内需的依赖度逐步增强，外贸“大进大出”的格局逐渐改变。换言之，我国需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升国内大循环对国际大循环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林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最佳制度创新和实践，在双循环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节点枢纽角色。粤港澳大湾区在政治、产业、经济、城市群等各方面均有深远的布局与谋划，将成为“珠三角+相关+澳门”的超大型“城市群联合体”。

林江强调，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过程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对此，林江从科技金融、跨境金融、绿色金融、融资租赁等方面介绍了金融如何促进湾区建设与双循环新格局对接。最后，林江建议，今后还需要多措并举推动金融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实现金融政策向实体项目的转化。同时，要建立健全大湾区资金良性循环使用机制，使大湾区地区内外资金循环高效流通、良性循环。

02粤港澳大湾区高端金融服务业发展中的广州角色

项后军，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院长，教授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将金融业列为重点合作领域，主要目标为“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发展大湾区高端金融服务业及特色金融产业”、“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共建粤港澳金融合作发展平台”。这四个目标的共同交集且广州又能起到作用的高端服务业及金融特色产业为资产管理。

项后军强调，资产管理是发展大湾区高端金融服务业及特色金融产业的重要抓手之一，是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动力之一，也是共建粤港澳金融合作发展平台的一个很好的载体。尽管大湾区规划已经重点强调了粤港澳大湾区资产管理业务的重要性，但总体来看，大湾区（包括广州）目前在高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上仍较为滞后，这既有产品上的原因，又有制度制约上的因素。

接下来，项后军解释了资本管理的概念为机构投资者所收集的资产被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实际过程，并列举了一些典型案例，比如前段时间很多居民去香港买保险产品业务，还提出对穗岁康管理的一些思考，提到广州可以开发出更有利的资产管理产品。项后军老师表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有两种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审批设定，并营运推广；二是自下而上的通过自身创新摸索出来的方式，并对广州在资产管理前沿业务“科创型企业的知识产权证券化”方面的成功提出高度赞扬。

最后项后军表示，通过国有金控平台来进行增信，随着经验的积累，聚集更多大湾区的科创型企业来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最后推广到全国，就是广州在大湾区高端金融服务业发展中所要扮演的角色。他强调，广州市接下来需要有专注于深入研究大湾区资产管理问题的金融专业团队、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同时广州作为大湾区内的区域资产管理中心能否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踏入新台阶的重要基础，就是保证广州资产管理业务的创新不会造成市场风险上升，以及确保监管政策不会过多干扰到广州的资产管理产业的发展探索。总之，广州的角色是值得期待的。

03外部冲击、政策创新与湾区经济

程永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程永林认为，湾区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和复杂性交织的长期过程，需要科学规划、制度保障、战略布局、定位清晰、错位发展、协同推进。研究美国、日本等地湾区发展进程可以给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带来以下一些经验和启示：一是建立多方合作机制，二是政策创新与市场机制推动，三是城市功能分工明确，四是教育和科研机构高度密集，五是不断探索和推进湾区发展模式转变。

研判当前局势，我国面临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双重挑战。国内挑战包括，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的机制体制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国内政策红利消退，人才支持力度需要加大，企业融资需求需要满足，产业面临转型升级，以及资源需要更高效配置等方面。国际挑战则具体指，国际经济增长趋缓以及中美贸易关系高度不确定性。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增长处于低迷状态，全球化红利暂告一段落。2015年开始美国战略界对华关系展开辩论，此后中美贸易关系进入紧张状态。中美贸易摩擦外加疫情冲击，中美冲突加剧。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程永林认为中美关系紧张显露了我国对贸易和技术的外部依赖性。程永林指出，技术无法在封闭状态下研发，并且贸易脱钩可能会导致产业转移，经济脱钩削弱“压舱石“效应，因此要慎重看待“脱钩”。

目前，中美两个大国的摩擦无法避免，这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多大影响？程永林对此做了严谨的学术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中美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并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验证了国际战略学界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即中美政经分离。在另一个研究中，程永林考察了中美冲突对中概股退市的影响，结果表明，中概股选择退市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在美上市企业更关注双边政治冲突发生频率，而忽略冲突事件本身内容。

面对这些挑战，我国在战略布局上做了及时的调整，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此，粤港澳大湾区责无旁贷，应当发挥其比较优势，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4从中小企业需求角度看湾区科技创新的破局点

黄斌全，中大咨询研究院院长

首先，黄斌全指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科技发展方面存在部分湾区城市对科创人才帮扶政策的政策显示度和政策精准度不够，科创资源闲置，创新服务缺乏等的主要问题。他认为构建湾区科技新发展格局，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打赢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关键的落脚点是要实现服务的高级化和现代化。

接下来，黄斌全对大湾区科技创新生态作了三点判断。第一，大企业的创新困境、创新政策环境的持续完善，会把中小企业逐步推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主体，它们将承担更多的研发工作，推动科技成果产品化和产业化的过程。第二，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资本仍然是重要的，但不再是唯一重要的，能否快速响应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同周期的各种科技服务需求，对粤港澳创新生态培育将是至关重要的。第三，在科技服务方面，湾区拥有较好的资源，但科研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科研资源分布不均、服务内容对接低效等问题同样存在，成为湾区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的制约因素。他认为当前湾区的科技创新将面临全面的“范式升级”，通过资本的直接输出已经很难满足创新创业企业的多元化服务需求，湾区产业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的布局变得尤为重要。

最后，他提出湾区科技创新的破局之道要重点关注“一链”和“一平台”。“一链”指在范式升级的过程中，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解决科技创新链上各个主体和各个环节的痛点，构建创新价值链，提供科技资源对接、知识产权服务、科技金融服务、高校创新项目孵化加速、产业孵化服务、产业空间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创新服务。“一平台”指在范式升级过程中，市场化创新服务的组织平台是重要的，资源链条的搭建和响应需要一个具有组织力和运营力的“织网人”的角色。由组织平台规划整合集团内共享设施，密切协调集群参与方、制定集群战略发展方向、促进集群创新，提供专业咨询项目机会等。

05粤港澳大湾区支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政策体系分析

谢宝剑，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谢宝剑重点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使命、区域协同创新状况和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撑体系三个方面。首先，从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使命来看，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的战略定位之一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科技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一方面，构建开放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第一，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更好发挥内地与香港、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的作用，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和产业优势，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建设开放互通、布局合理的区域创新体系。加快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众创空间建设，支持其与香港、澳门建立创新创业交流机制，共享创新创业资源，共同完善创新创业生态，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更多机遇和更好条件。第二，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要科研机构和重大创新平台在大湾区布局建设。第三，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粤港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高水平的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发展计划和粤港联合创新资助计划，支持设立粤港澳产学研创新联盟。

另一方面，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第一，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建设培育一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有序开展国家高新区扩容，将高新区建设成为区域创新的重要节点和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重要基地。第二，推动珠三角九市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支持创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第三，支持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中新广州知识城、南沙庆盛科技创新产业基地、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等重大创新载体建设；支持香港物流及供应链管理应用技术、纺织及成衣、资讯及通信技术、汽车零部件、纳米及先进材料等五大研发中心以及香港科学园、香港数码港建设；支持澳门中医药科技产业发展平台建设；推进香港、澳门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建设。

接下来，谢宝剑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当前的现状。从各个城市间的合作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创新协同基本遵循区位相近、中心凸显、优势互补的原则。从中心城市专利合作的辐射范围看，广州（8个）、深圳（7个）与大湾区几乎所有的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但是香港仅与4个城市存在专利合作，广州与深圳在大湾区内中心城市作用凸显。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存在协同发展不均衡现象，广州、深圳、香港、东莞、澳门、佛山、惠州等5个城市协同创新发展程度较好，肇庆、江门、中山等4个大湾区外围城市协同创新发展程度较弱。

最后谢宝剑强调了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需要有配套的政策支撑体系，这一政策体系应包括跨境科技金融，资金、设备过河及配套机制，成果转化配套政策和自由发展的人才政策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