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2020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组

作者：余家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中国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大量农村男性进城务工，这也导致当前农村社会普遍存在“386061”现象：即儿童、妇女与老人成为农村的主要留守群体。在入户调查的过程中，常常是女性成员接待，并表示“丈夫/儿子”外出。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着“三代同堂”的拓展家庭模式。2019广东千村数据显示，60岁以上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接近7成。而来自统计局的普查数据显示，虽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但中国的扩展家庭户仍占较大比重,尤其是其中的三代家庭户是中国维系得最稳定的家庭类型，约占16%（彭希哲和胡湛，2018）。

当男性外出的时候，留守的女性间的分工又如何分配？2020年7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连续第三年开展“广东千村调查”。笔者跟随调查队伍在粤西地区进行田野工作过程中，观察到农村家庭内部有意思的分工现象：家庭女性同样承担了家庭的务工、务农工作，而非仅仅是传统刻板印象中的“照顾养育及家务劳动”。虽然这些个案存在选择性偏差，但其背后的因素依然值得我们分析，也为呈现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提供更多的注脚。

从代内到代际分工

“男主外，女主内”是常见对家庭分工的认识。除了文化规范的影响外，在有关家庭分工的讨论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加里·贝克尔所提出的家庭经济学观点。从比较优势角度看，不同性别所造成的专业化优势可以通过家庭内部的协调得到充分的发挥（汪丁丁，2007）。贝克尔等人所讨论的家庭性别分工背景，建立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家庭现代化”立论之上。该理论一个重要观点认为，西方社会在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中，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向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转变（唐灿，2010）。为此西方文献主要关注了家庭“代内”的家庭性别分工。

但是中西之间的社会结构存在差异，尤其在中国农村地区，其家庭结构依然保留着扩展家庭模式，例如常见的“三代同堂”。按照费孝通（1948）的观点，扩展家庭与西洋性质上相同的“家庭”形式具有分别。中国式的家庭更多是“小家族”，承担“绵延事业”的功能，而不仅以生育繁衍为目标。因此，讨论农村的家庭分工，还需要考虑到家庭内多代成员间的合作分工。

其次，即使是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也会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丁从明等人（2020）发现，“南稻北麦”的农业种植差异决定了传统中国南北方具有不同的家庭分工模式。相对北方小麦区，南中国的水稻区家庭女性承担更少的家务，拥有更高的家庭决策地位和外部劳动参与率。而潘毅（2011）在研究早期深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时发现，企业更喜欢使用“驯服的、忍耐的、被认为更加适应于工厂机器”的“打工妹”。尤其是沿海地区外向型制造业雇佣存在对低技能女性的性别偏好（郑妍妍等人，2018），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女主外，男主内”家庭性别新分工。

务农又务工：全能型“婆婆”

在西方社会，祖辈通常在父母“失能”情况下才承担起对孙子女的照顾（转引肖索未，2014）。但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由长辈承担起养育与照顾的代际育儿现象却非常普遍，并被视作一种责任伦理。2019年广东千村数据显示，超过四成的农村老人表示日常生活内容是照料孙子女等小孩。

但除了照料或家务活之外，一些农村长辈还需要参与生产劳动。受访的日生婆婆今年接近60岁了。1993年嫁过来后，因为丈夫身体不太好，家里的田一直由她来打理。2012年，日生婆婆的儿子成婚，家里4口人一起生活，儿媳妇随后生了两个儿子；近十年来，儿子常年外出打工；日生婆婆与丈夫、儿媳妇及孙辈一起居住。由于儿媳妇没有外出工作，在家里帮忙做家务和和一些简单的农活，并照顾家公与养育小孩。而日生婆婆除了务农外，在农闲时还去市里打工卖衣服，一个月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日生婆婆的儿媳妇说，家婆非常忙碌，日常住在市区宿舍，只有农忙时才请假回来，假日偶尔下班后赶回家探望家人，第二天大清早又搭乘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进城。 

而另一名受访的吕氏婆婆（57岁）在接受我的访谈后匆匆作别，回到镇里上班。她在镇里打零工，一天有大约100元的收入。除了仿照男性在靠近家庭附近的乡镇、城市做工外，农村还常见女性在日间从事手工艺品编织、副食品加工、小商品组装等等家户劳动。

在农村家庭中，男性外出务工收入虽然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收入并不稳定。例如，23岁的阿强告诉我：“（深圳）哪里存到钱，厂工一个月不加班两千多，加班四千多。”他在深圳拼搏三年后，最终选择回家从事养殖生产。在男性进城难以获得稳定的较高收入时，家庭留守人员一方面需要维持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依靠家户劳动或者打零工形式来维持家庭开支需要，帮补家用以降低城市务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亲家与娘家：两头照顾的“儿媳妇”

“嫁出去的女儿如同泼出去的水”。根据中国社会的孝道规范，女性只需要承担对丈夫父母的赡养义务。但是在男性普遍外出的背景下，如果家庭长辈失去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时，仅靠留守的儿媳妇来照顾显得捉襟见肘。此时，外嫁的女儿也需要参与到对娘家的照顾之中。虽然千村数据显示，老年照顾依然主要依靠于男性子嗣与代内配偶，但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家族内部各家在父母养老上的合作分工（Liu，2019）。

32岁的阿兰从隔壁村嫁过来，由于方便，自己隔三差五也会回娘家帮忙。因为弟弟还没娶妻，对两方老人的照顾就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她庆幸的是家婆和父母虽然年龄渐大，但依然有自理能力，不必过于操劳。

但留守的妇女也会老去。当50-60岁的农村妇女除了照顾自己的婆家，还需要照顾自己的父母，这将使得她们的负担更沉重。王氏婆婆说，她生病后，她的女儿也需要参与照顾，并负责衣物清洗等琐碎的家务活。另一名女性黄姨，在自己兄长们举家外出的情况下，需要照顾自己患有痴呆症的妈妈。与此同时，她还身为婆家大儿子的儿媳妇，考虑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她告诉我，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如同 “一只被牵着的牛，不停地被拉着走。”

在今天农村，人口流动改变许多既有社会规范。对家庭老人的照顾工作不仅是长子责任，还需要靠留守老年夫妻自身，以及留守女儿或儿媳妇们共同完成。这些照顾内容即包含了生活、起居等物质性照顾，也包括了情感陪伴、决策支持等社会支持。这些转变意味着家庭成员间的代际分工与互动，不再是基于伦理或规范性的（例如男主外女主内、长子照顾父母）社会文化，而更注重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与情感联系。

回流的丈夫

笔者在农村还观察到了女性外出务工，而男性留守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并负责家庭照顾与家务劳动。老张今年55岁，在两个小孩读书前，一直是他外出打工，妻子则留守在家照顾小孩；这几年随着年龄渐渐老去，感觉工作不好找，他决定回家负责耕种与照料老人小孩，由妻子负责去深圳工厂打工。 

而对于另一些从事建筑行业等高负荷劳动的男性，劳动带来身体过早劳损使他们一定年纪后不得不返回农村，但同时也难以从事一定强度的农业生产（耕种也会导致腰肌劳损）。妻子成为家庭“半工半农”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唯有等待子女成年，开始新一轮的“接力式进城”，她们的压力才开始减缓。

小结

农村扩展家庭代际间的分工，以及农村留守女性在家庭多重责任角色上的扮演，或多或少地暗示了以下三个社会事实：第一，中国的收入依然很不均等。正如李克强总理说，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1000元。为此，中国人如同“蜂鸟”一般终日悬空努力（项飚，2014），农村家庭为更好的生计不断调整他们的家庭角色分工；第二，社会对农村的保障力度还不够。在养老与养育上，城市人口可以仰赖来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或购买市场化的照料服务；但农村人口在此问题上可以选择的并不多，只能依赖家庭成员彼此间的社会支持，2019年广东千村数据显示，养老金收入仅占农村老年人口月收入的三分之一。第三，家庭性别、伦理等文化规范在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的作用下，开始新一轮的变化。

最后，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现象，还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对“家庭”观念的差异化认识。家庭分工不仅存乎代内，也在代际之间。农村家庭在代际及性别分工中的更多逻辑与互动，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