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韩昱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已有研究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等国际著名期刊。
“其实硕士毕业时，完全没有想到要走科研之路的。”回忆当初在人生十字路口处的抉择，韩昱洁笑着说道。如今，她是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IESR）政策研究轨助理教授，主攻教育经济方向的政策研究。
无心插柳
本科一年级时，韩昱洁还是一个医学生。谈起从医学转到经济学的原因，韩昱洁很率直：“学医太辛苦了！就想换个轻松一点的专业。”不过，医学的训练却也锻炼了她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的毅力。转到经济学专业后，她带着这份劲儿，总能在专业课上获得高分，最终成功保送本校研究生。硕士快毕业时，韩昱洁本来计划着工作。那时，她突然获知去香港读博士有丰富的奖学金，就想着申请试试。“最终，很幸运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录取。”
博士第一年仍安排有很多课程，“上课+考试”的模式没有让韩昱洁感到很大的不同。转折点发生在博士第二学年。那时，冯帅章教授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为经济学博士生讲授发展经济学，韩昱洁选修了这门课程。“那门课要求完成课程论文。”她回忆道。选取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第一次摆到韩昱洁的跟前。
当时，她从冯帅章那里拿到一份农业调查问卷。“那份问卷的问题设置非常详细。我第一次非常认真仔细地研究了一份调查问卷。”热爱生活的她，坦言比较关注“吃”的内容：“我注意到问卷中询问了农业生产中农药使用的问题，我就寻思，有没有什么因素能影响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当时社会上也爆发了一些食品安全事故，我就觉得，农产品的绿色健康也非常重要的。”
顺着这个思路，韩昱洁尝试去找一些相关文献，发现有些学者研究了农业保险与农药使用行为的关系。“我当时就感到很神奇！自己突发奇想的一个小问题，竟然也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严谨分析。我想，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认真思考经济学问题，而不仅仅是上课、考试然后获得高分。”最后，对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研究也成为她博士毕业论文重要的一部分。
智库与政策研究
“智库与政策研究是IESR很有特色的方面。因为有了智库工作，我们也更强调站出来发声，而且是基于数据、有理有据地发声，让经济学真正为社会服务，而不仅仅是学术期刊上的阳春白雪。”博士毕业后，韩昱洁来到IESR，成为一名政策研究轨助理教授。“我们的研究有大型微观数据做支撑，同事们也都拥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用做学术研究的干劲来解读政策、提出建议，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政策中心与教育相关的政策研究一般都是我在负责。”韩昱洁介绍道，“我妈妈是教育工作者，这或许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我对教育经济学的兴趣。以前经常听妈妈讲，如果小孩的爸爸妈妈外出务工，那么这个小孩的学习成绩往往不是很好。但这些个案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有的话，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幸运的是，IESR正在开展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以下简称“绵竹项目”），搜集有关留守儿童成长的一手资料。“我得以利用这些宝贵的调查数据，对那些想法进行科学分析。”
作为绵竹项目的成员，韩昱洁觉得绵竹项目最大的特色是它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记录。“当时，项目组决定用‘大五人格量表’（即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外倾性、负情绪性）来衡量儿童的非认知能力。”然而，这也是一个难点。人格概念很抽象，如何使受访者准确判断是一个问题。为此，韩昱洁和同事们花了很多心思，比如将外倾性分解成若干具体情境，如询问受访者是否爱交朋友、是否胆子很大等等。
谈及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区别，韩昱洁认为，政策研究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子集。“一般而言，政策研究更强调与民生息息相关、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课题，比如目前智库正在做的有劳动、就业、流动人口子女、住房等方面的议题。相比学术研究，政策研究不太涉及理论，更重实证；多描述现象，少识别因果。”
但是，政策研究关注的内容往往是学术研究灵感的来源。“描述现象往往是学术研究好的开始。即使是简单的数据描述，有时也能揭示一些平时无法察觉到的现象！”如在绵竹项目中，针对同一个学生，访员会询问老师、父母的评价，同时也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我查看了不同主体对同一个学生是否有不同的评价。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老师评价女生的情绪比较稳定，但是女生的自我评价倾向于认为自己情绪不稳定。这是否意味着，女生不善于表现自己，并导致老师对她们的关怀不够？这有待我们进一步去验证。”
目前，由韩昱洁参与撰写的绵竹项目调查报告已经提交给绵竹地方政府。“我也希望能好好利用这份来之不易的数据，严谨识别出更多因果效应，最终对政策制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韩昱洁深入绵竹项目一线参与访问
探索流动儿童教育劣势的成因
除了关注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教育状态，韩昱洁也关心城市流动儿童的长期发展。韩昱洁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与冯帅章、陈媛媛合作），就关注了就读公立或民工子弟小学对流动儿童长期教育成就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使用了在上海11所公办小学和9所民工子弟小学进行的调查。”这项调查始于2010年，该年调查了抽样学校所有四年级的学生。2017年已经是调查的第四次追访。“经过较长时间的追踪，我们得以记录这些流动儿童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的教育轨迹，非常难得。”
然而，研究进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形成初步结果后，我们就在学院的研讨会上与同事们分享。我们的研究发现，相比就读于公办小学的流动儿童，就读于民工子弟小学的流动儿童升学高中的概率会更低。但是同事们想让我进一步厘清，为什么民工子弟小学会造成升学结果的不同？是教育质量，社会制度，还是其他因素？我需要进一步打开民工子弟小学这个‘黑匣子’……”
为了分析潜在的机制，韩昱洁进一步把高中阶段教育细分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最终发现就读民工子弟小学仅对就读职业高中的概率有影响。“我们发现，读民工子弟小学的流动儿童更容易回到老家；而呆在上海的流动儿童，因为有上海市的政策支持，更容易进入职业高中就读。”这个发现令她印象深刻，“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把他们混为一谈，我们就会忽视很多细节，也就无法对机制进行准确分析了。”
研究结果也让她感慨，“这对上民工子弟小学的孩子来说可能非常不公平。即使他们具有与在公立小学上学的孩子一样的能力，他们可选的发展路径却更窄。这需要引起我们社会的重视。”
韩昱洁在我院主办的第三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上分享自己的研究发现
在研究的路上
“还记得刚开始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时，犯了很多愚蠢的小错误。最糟糕的情况是完全做错了，结果一周的工作就白费了。常常跟导师汇报后，要去天台哭一次……不过，后来经历的次数多了，自己的心脏也渐渐变得强大。”
谈及学术路上的导师，韩昱洁至今记得在香港中文大学求学时，冯帅章老师跟她说的一番话。“当时冯老师跟我说，‘要习惯孤独地思考、孤独地做研究。’这几年下来，我也感触很深。研究固然要与同行进行讨论，但那要建立在自己深刻思考后的基础上。不然，自己问题没想明白，跟大家讨论得很激烈，也很难得出实质性内容。”
如今，韩昱洁很享受IESR提供的工作环境。“IESR的制度很好，给了老师们充足的空间和时间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在IESR能够与学术大牛的接触，也是一个很大的加分点。“学院会组织国际会议，平时也邀请很多学者来参加研讨会，都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学术大牛，不断提升自己！”参加绵竹项目后，跟项目学术顾问、芝加哥大学Heckman教授的接触也让韩昱洁受益匪浅。“我有时要跟Heckman教授报告项目进展。让我感触很深的是，他往往总是能关注到非常细致的问题，从小处着手，并没有泛泛而谈。”更让韩昱洁深受感动的，是Heckman教授对学术的热情。“他往往一下飞机就投入工作，而且连续好几天都热情不减。你能感受到这股干劲不仅仅来自于完成工作的责任心，更来自于他发自内心的好奇。他对知识的渴望以及由此带来的无限干劲，令我非常钦佩！”
韩昱洁与Heckman教授及研究组成员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