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在美华人也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使人们不禁回想起一个多世纪前美国臭名昭著的排华行为。排华，在狭义上指的是1882-1943年间生效的《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它涵盖了自1850年代起美国一系列针对中国移民的歧视性法律和制度。本文简略回顾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对华人歧视性法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在美华人的反歧视抗争历史。

1848年金矿第一次在萨特的磨坊（Sutter’s Mill）被发现后，加州掀起了一股淘金热，各地淘金者蜂拥而至，中国移民也不例外。1849年消息刚传至中国，即有数百人动身前往加州，此后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远渡重洋到加州淘金。最初的中国移民大多来自广东五邑地区（即现今江门市新会区及四个县级市：台山、开平、恩平、鹤山），通常是以契约劳工或者“信用票”制度的方式前往美国。由于美国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中国人在抵美之初被视作是开发加州的一支生力军而受到热情的欢迎。例如1850年，三藩市政厅专程邀请华人参加当年去世的美国总统Zachary Taylor的纪念典礼。1852年，为感谢华人在帮助排干加州大量沼泽地时做出的努力，时任加州州长 John McDougal 发言称赞华人是“加州新居民中为这片土地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之一”。     

在加州淘金的中国矿工

可惜蜜月期是短暂的。随着移民大量涌入，在美华人人口迅速增长。185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仅有大约560名中国人，1860年这个数字超过3万。等到1880年，已有约11万中国人居住在美国。与此同时，淘金的热潮使得加州河床表面金矿的迅速枯竭，进一步开采难度变大，于是金矿开采逐渐被规模较大的采矿公司所把持，个人淘金发财的机会越来越小，大多数矿工只能作为公司雇工，领取固定日薪（约1-3美元）。为了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劳工群体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人数庞大的中国人被视作争夺工作的外来群体开始招致排斥和敌意。

与欧洲移民通常拖家带口不同，中国人大多数独身来到美国，他们中85%以上为青壮年男性，形成了独特的“单身汉社会”。相比在美国安居乐业，他们更冀望能赚到钱衣锦还乡安家立业，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将这一群体称为“旅居者”（sojourners），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移民”（immigrants）。中国移民的特点是工作非常勤勉，愿意接受相对低的工资，同时省吃俭用很少消费，这也成为他们在美国被抵制的经济原因。在白人劳工为了抬高工资组织罢工时，中国人时常被认为是“乘虚而入”，破坏了其他劳工的集体议价行动。中国人节衣缩食自成一体的习惯被认为是对当地经济缺乏贡献。此外，在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盛行的当时，华人因与白人迥异的衣着外貌和生活习俗亦被视作是没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能力并遭到丑化和攻击，唐人街被描绘成是充斥着鸦片、妓院和传染病的污秽堕落之地。

早在1852年，加州的一些采矿地区已经开始试图阻止中国矿工的进入。同年， John McDougal的继任州长John Bigler签署生效了针对中国人的“外国矿工执照税”（Foreign Miners' License Tax），对中国矿工征收每月3美元的税款。该税款在一系列后续法案中被不断推高，并衍生出其他的歧视性税款。将中国移民视作威胁的John Bigler紧接着又通过了一项施加于加州港口靠岸客船的税款，试图以此遏制新的中国移民潮。1858年，加州通过法律“禁止一切中国人和蒙古人种进入加州”，这项法律最终被加州最高法院在1862年撤销。在1854年的People vs. Hall案中，加州法庭剥夺了中国人出庭作证的资格，这使得中国人在涉及诉讼时处于巨大的劣势，难以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权利。

面对这样的敌意和歧视，一部分中国人选择打道回府或者转道去澳大利亚或加拿大温哥华继续淘金，另一部分转行从事服务业工作。此外，1863年第一条横跨美国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工程开工，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雇佣了1万多华工参与铁路建设，占到雇佣工人的90%。中国人的薪酬要比白人工人低50%，工作环境却极其艰苦和危险。尽管之前甚少中国人有修筑铁路的经验，他们仍然要负责在高海拔内华达山脉的冰天雪地里铺设铁轨、利用炸药打通隧道等高难度工作，还时常有山体滑坡和雪崩等事故造成严重伤亡。在华工的艰苦努力下，太平洋铁路历时6年得以建成。

华人为太平洋铁路的成功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人的这一系列举动，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美国西部当时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然而在1870年代加州经历了一次严重经济衰退后，民众的反华情绪再次被推至高点。工会领袖与政客们指责华人劳工压低了工资水平，并开始游说国会推动联邦立法禁止中国移民。1875年颁布的《佩吉法案》（The Page Act of 1875）禁止了中国女性移民进入美国。1878年，全面禁止中国移民的法案被提上议程并在国会通过，但被总统卢瑟福·海耶斯（Rutherford Hayes）否决。   

1882年丑化中国人形象支持排华的宣传漫画

最终在1882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Chester Alan Arthur）正式签署生效了《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禁止一切华人劳工移民进入美国；在美华人在出入境时必须携带工作证明，否则签证官有权拒绝其再次入境。该法案还禁止已获得永久居住权的中国人入籍成为美国公民。1888年的《斯科特法案》（The Scott Act of 1888）进一步剥夺了在美华人出境后再次进入美国的权利。1892年的《盖里法案》（The Geary Act of 1892）将原本有效期为十年的《排华法案》延期十年。1902年，国会又将《排华法案》定为永久有效，并要求在美华人随身携带居住证，否则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惩罚。直到1943年，《排华法案》生效长达61年之久后才被正式废除 。

《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首个也是唯一一个针对特定族裔的歧视性移民法案。它的出台使得中国赴美移民潮顿时跌入了谷底。除了少数中国人可以以非劳工身份（如外交官，学生等）进入美国，大多数人除了非法偷渡外，仅有通过“纸生仔/女” （paper sons and daughters）的方式入境。这个手段在1906年三藩大地震导致的火灾损毁了所有公民的出生证明后尤其盛行。中国移民谎称自己是美国出生取得公民身份后回到中国，然后携带声称是自己女子的中国人进入美国。即使如此，能够入境的中国人相比排华法案生效之前也是为数寥寥。由于严重受限的移民和大量的归国潮，在美华人人口在排华期间出现了净减少。

图为1850-2000年间每年中国移民美国人数。来源：Chen and Xie (2019)

除了对新移民关上大门，《排华法案》对在美华人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作为一项联邦法案，它实质上在美国国内合法化了歧视华人的制度环境，从地方政府到民众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更为肆无忌惮。例如许多州相继通过《外侨土地法》（Alien Land Law），禁止没有公民资格的移民购买和拥有土地。与黑人一样，《反种族通婚法》（Anti-miscegenation Law）规定中国人不得与白人通婚。除了歧视性的立法针对，中国人日常也遭到白人无端的敌意和侮辱。当时三藩的中文报纸《金山新闻》（Golden Hills News）在一则报道中这样描述道：“这座城市中的美国人，经常毫无缘故地虐待和羞辱中国人。”更有甚者，白人发起了多起针对中国人的私刑和暴动。1871年，由于两伙华人帮派争夺中误杀了一名白人，500多名暴徒攻击并洗劫了洛杉矶唐人街，约有20名中国人被私刑处死。1885年在怀俄明州发生的石溪惨案（Rock Springs Massacre）中，白人矿工屠杀了28名中国矿工，致伤15人。特拉华大学的Jean Pfaelzer教授在《Driven Out: The Forgotten War Against Chinese Americans》一书中系统记载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此类针对华人的攻击和驱逐事件，其中有民众的偶发行为，也有政府主导的有组织行动，次数多达上百起，遍布美国西部州。 

                                  1871年洛杉矶唐人街暴动中被私刑处死的中国人

在美华人的反歧视斗争

面对歧视性的制度环境，在美华人开展了一系列的抗争。一方面，他们使用法律武器在法庭上努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中的一个经典案例是Lin Sing vs. Washburn案。在一个名字长得匪夷所思的歧视性州法案中（《保护自由白人劳工免于中国苦力竞争和遏制中国人移入加州法案》，“An Act to Protect Free White Labor against Competition with Chinese Coolie Labor, and to Discourage the Immigration of the Chinese in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中，加州向所有除了经商者、持证矿工、以及特定生产商以外的中国人征收每月2.5美元的人头税。该税种被称作“华人警察税”（Chinese Police Tax）。此外法律还规定收税官可以直接向未缴税华人的雇主征税，否则有权没收拍卖雇主的财产。Lin Sing是一名居住在三藩的华商，他在代缴其雇员拖欠的5美元税款后立即向郡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该税种违反了“州政府不得干涉国家管理对外贸易权力”的宪法条例。在郡法院驳回上诉后，Lin Sing上诉至加州最高法院。最终加州最高法院判定州立法违宪，并撤销了华人警察税（Chinese Police Tax）。Lin Sing vs. Washburn是第一例在美华人以违反宪法或联邦法律为依据挑战州立法的成功抗争。它不是Lin Sing一人的孤军奋战，而是诸多权益受到侵害的在美华人运用法律手段齐心努力争取的结果。在《排华法案》和后续一系列法案颁布后，中国人为争取入境的权利也在法庭上与这些歧视性法案进行抗争，例如Chae Chan Ping vs. United States，United States vs. Ju Toy等案，但可惜其中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中国人也利用各种公开渠道发声，寻求公正。1869年，华人群体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Fung Tang在前来加州考察的国会代表们面前慷慨陈词，表达了对于华人群体遭受歧视性待遇的抗议。他据理力争地宣称，针对中国人的税种违背了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度”的精神，也违反了中美签订《蒲安臣条约》（The Burlingame Treaty, 又称《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中的协定。他继续论述，剥夺中国人在法庭上作证的权利使得中国人无法保护自己，也使得法庭中对正义的追求沦为空谈。Fung Tang面对国会代表们的诘问时谈笑风生，最后真诚地恳请国会代表们“在美国政府中能够为华人群体发声”。会议记录显示，虽然没有给出关于切实解决方案的承诺，但国会代表们的确因为 Fung Tang的演讲受到了触动。结束行程后，内华达州的参议员William Stewart在国会建议应阻止加州政府“向中国移民施加不合理的负担”，并努力推进一项要求保障“所有人”（自然也包含中国人）基本公民权的法案，即《民权法案（1870）》（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870）。作为1886年《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866）的延伸，虽然1870年《民权法案》看似言辞笼统，并未明确提及中国人，但它确实改善了中国人的处境。基于这个法案，联邦政府废除了加州一些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性税种，并在涉及中国人的民事案件Garrett v. Lou Ci Ta中判决允许中国人在法庭上作证。在石溪惨案发生后，华人群体群情激愤，发起抗议和请愿要求严惩暴徒并阻止未来此类事件的发生。清朝外交官也随后与美国国务院会面，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应对措施。最终时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向国会发表讲话，责成“联邦政府应倾力维持正义将罪犯绳之以法，以维持对两国关系的良好信念”。可惜这种表态仅是流于表面，总统将追责罪犯的工作留给了地方政府，没有对屠杀受害者进行任何物质补偿，也没有采取更多切实的措施对中国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进行保护。

从这些事例中看出，在美华人在遭受歧视时并非一味忍让，他们集结了可以运用的资源和影响力去保障自己的权益，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在《In Search of Equality: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一书中，伯克利大学法学系Charles McClain教授详细记载了19世纪末在美华人的反歧视斗争事件。遗憾的是，在排华情绪日渐高涨的美国国内环境以及清政府自顾不暇外交羸弱的时局下，在美华人显得势单力薄，并未能扭转整体的歧视性局面。无论是让步还是抗争，他们面对的局势始终没有得到缓和，反而变得愈发紧张。

排华法案生效期间，在美华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他们在劳动市场上遭到严重排斥，企业纷纷拒绝雇佣中国人。他们也无法取得收入较高职业（如医生律师等）的从业执照。笔者与复旦大学陈硕教授的研究显示，在美华人的平均职业地位在排华期间剧烈下降，社会上升通道严重受阻。他们的职业选择大多局限于服务业或者低端手工业。这段时期内，保守估计有30%以上的中国人在洗衣房和中餐馆工作。1880年代，三藩市300多家洗衣房中有三分之二都是由中国人经营的。    

中国人经营的洗衣房

在极度不友好的社会环境中，在美华人依旧利用他们的努力和聪明才智争取独特的生存空间。传统观点认为，排华后他们日渐将生活范围局限在唐人街内，愈发与外界隔绝。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经济史教授Susan Carter通过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人实际上在排华后呈现出更离散的地理分布。他们离开西部的城市，向美国东北部、中西部甚至南部州一些原本中国人口甚少的地区迁移。在1880年将近97%的中国人生活在美国西部州，这个比例到1950年下降到了不到60%，这个比例下降的幅度甚至超过了20世纪上半叶声势浩大的黑人大迁徙运动（The Great Migration）。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中餐馆开始随着中国人的脚步遍布美国各州。利用肉片、芹菜、豆芽等平平无奇的食材，华人厨师发明的一道“炒杂碎”（chop suey）征服了美国人的胃，甚至在芝加哥费城等美国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股“炒杂碎”热潮。中餐也从此成为美国人食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04年宾夕法尼亚州一份报纸上的中餐馆广告

在美华人也没有因艰难困苦而放弃对下一代的期望和培养。为了子女的教育权，他们同样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860年代起，加州即开始实施种族隔离的教育政策。中国人和黑人印第安人一样，原则上不得在为白人设立的公立学校就读。虽然同身为纳税人，中国人却无法享受公共教育资源，他们的子女只能在私人设立的中式学堂就读。1877年，30名三藩华商集结了1300多个签名向教育委员会和州议会发起请愿，要求为中国人开设一所公立学校，但这个请愿没能成功。1884年的Tape vs. Hurley案中，Joseph Tape（中国人，随白人妻子姓）因女儿Mamie Tape入学申请被拒绝将公立学校Spring Valley Primary School告上法庭。加州最高法院最后裁定要求学校准许其女儿入学。判决宣布后，由于担心该案的示范效应导致中国人大量申请入学，加州旋即修改教育法，并为中国人单独设立了一所公立学校。从现在眼光来看，这种对待少数族裔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原则仍然是歧视性的，但这已经是中国人努力推动的进步。此后中国人还在法庭上持续地挑战相关法律，努力争取更加平等的教育权益。笔者与陈硕教授的研究发现，自排华法案生效后，在美华人家庭更加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相比排华之前，华人子女的识字率和参学率反而有上升。

华人的美国移民史是一段饱受歧视同时又充满励志情节的血泪史。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华人在美国社会地位的迅速提升是令人瞩目的。从父母辈从事厨师洗衣工等身份低微的工作到子女考入名校跻身美国中上流阶层，华人群体在20世纪中后叶展现的这种高代际流动性，一方面和平权运动后美国日渐改善的社会环境有关，另一方面和华人长期以来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重视程度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