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hua Angrist，麻省理工学院福特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他曾担任多个编辑委员会成员和《劳动经济学杂志》的联合编辑，并且是《基本无害计量经济学》《功夫计量经济学》的作者。Joshua Angrist教授被中国经济学界的粉丝们尊称为“安神”。

作为一名劳动经济学家，Angrist教授却因两本计量教材（《基本无害计量经济学》和《功夫计量经济学》）而被熟知。采访伊始，他提及经济学是关于实证问题的学科，它的目标是回答经济体、社会系统如何运作等相关问题。它并不像哲学一样抽象，反而是像药学一样的实用学科。Angrist教授认为随机控制试验在未来十年将会变得更加普遍。不仅限于学界，一些业界的公司如亚马逊、谷歌、网飞等，他们也在低成本、高效率地运用随机试验来了解商业中的关系与原理，并且他们将会为社会科学领域注入新的活力。谈及多数人关心的道德问题，Angrist教授则表示他并不会过分担心。随机试验以自愿参与为原则，发起者并不会强迫任何人去做任何事，他们所做的只是鼓励某种行为，与此同时运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分析结果。Angrist教授的研究有一部分集中于教育系统，目前很多年轻的学者们都关注教育政策、学校改革等方面的问题，他表示很高兴看到他正在做的一些事在中国也能被重视，且希望看到有关教育的研究被更多人所关心。

在为期3天的计量经济学工作坊上，Angrist教授展示了许多计量与功夫相结合的照片与视频。当我们问到他与中国功夫的渊源时，他说，儿时住的小镇很少有亚洲移民，大概从他12岁起，每天放学回家就会看功夫(电视剧)和星际迷航（Start Trek），同时深受剧**夫的吸引。功夫、熊猫、少林足球这些元素逐渐变得流行起来，李小龙的电影也被观众所喜爱。功夫是美国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西文化交融中有趣的一部分。Angrist教授表示，功夫所传递的“人生是一趟旅途，我们需要抉择。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命运，但同时也有自由的意志”是一种普世价值观，对计量经济学也同样适用：你有点像一个有着目的地y0的旅者，但是你也可以把目的地选择成y1,但是只有你真的去了其中一个目的地，你才能观测到那里的风景。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不同的人做决定的方法。

当Steve Pischke教授和Angrist教授打算着手写他们的第二本书之前（先前完成了《基本无害计量经济学》），希望先找到一个主题。“首先，我们希望它和第一本完全不同，且能与书的内容有关联。所以我们尝试了许多不同的东西，并与普林斯顿出版社的编辑讨论，他认为‘功夫计量经济学’正合适。接着我写了一些东西，2012年的时候我在香港访问，我向身边的人展示并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好玩或受到冒犯，他们的回复都十分正面与积极。”Angrist教授同时也专门组成小组并展示给他的亚洲学生看，并且受到了喜爱。最终他们找来了能够完成配图的艺术家，并且诞生了《功夫计量经济学》一书。他提到，这本广为流传的教材，灵感始于功夫熊猫，而功夫熊猫则是基于最早期的电视剧《功夫》。

Angrist教授表示他很享受三天的计量经济学工作坊，他希望各位学生们也都乐在其中、有所收获。他坦言在劳动经济学午餐上对学员论文展示的批评可能有些严厉，并笑称这为“tough love”，有时他也会担心是否会伤及别人的感受，但他希望学员们能理性地对待他给出的评价。Angrist教授说，其实他从90年代后期就开始教授这样的短期课程，一开始是教政府官员一些基本的计量经济学，后来逐渐发展为向非MIT的学生来展示他自己版本的计量经济学。直到Steve和他开始着手写书时，短期课程才真正意义上开始基于《功夫计量经济学》，而各式各样的音乐、视频及有趣的细节则是在发展过程中慢慢加入的。

从Angrist教授上课的方式可以看出，他非常注重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比如在课上他时常会根据学生的名牌直呼名字向学生提问。他表示，这么做是希望学生能集中注意力来思考，保持紧张感而不至于在课堂上太过放松。

Angrist教授说，尽管只有少数人最终会选择攻读博士学位进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他希望大家能从他做学术研究及教学的方法中有所收获。Angrist教授直言他现有的模式是从自己本科时代的一位教师那儿学来的，但当时并非所有学生都喜欢那位老师，甚至很多人因为老师的严厉而哭泣，他却很享受上课的氛围。每一堂课当他集中精力思考时，时间飞逝而过。那门课是经济学原理，虽然他最终得到的成绩是B(并且是本科时代的唯一一个)，但却最终激励了Angrist教授成为了一个经济学家。好的老师能够改变人生道路。他说，希望年轻的教授能够明白，他们的教学对学生的影响可以和他们的研究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一样有意义，或许更为重要。

“找到你擅长的事、你喜欢做的事和你比别人做得更好的事。”“比如说你是一位中国的劳动经济学家，那就应该去研究一些关于中国的、有趣的话题，运用中国的数据。”Angrist教授曾经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供职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完成了许多关于以色列问题的论文，那时较为年长的教授们总说要多用美国数据，否则文章将不会被发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有很多以色列朋友，如Victor Lavy，他就主要运用以色列数据，并且也有很不错的学术生涯。”他表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几年来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许多研究也应该基于中国的制度、中国的学校教育及劳动力市场等展开。国外许多年轻的学者会认为他们应当致力于美国问题，但Angrist教授并不认可这样的观点。“IESR的教授在努力地为中国研究做出一些贡献，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有趣。如果将来能做出一些独特的东西，他们也会更加成功。仅运用公共数据库来做研究并不是一件难事，但现今想要做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更多地应该利用好这里独有的资源，研究这里独特的问题，如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移民及教育政策等。”

Angrist教授表示曾在90年代就想写一本有关工具变量的书。“Guido W. Imbens和我先是完成了两篇论文，那时我认为市面上关于工具变量的教学模式十分老旧。当你想写书时，你会先完成一个大纲并发送给出版者。大概在发给两三位出版者后，我先是被拒绝了，接着我想我应该完成一些其他章节，并写了一些关于回归的内容。由于时间的限制，出书的计划暂时被搁置。大约在2005年前后，Steve Pischke（Angrist教授在普林斯顿读博时的朋友）来访MIT，我提议继续完成剩下的部分，但他以工作量太大拒绝了。几周后，我收到了他写的一些章节，写书的工作就算是正式开始了，Steve是个愿意投入时间的合作者。《基本无害计量经济学》的成功让我们开始考虑《功夫计量经济学》，一本更适用于本科生教学的书。”谈及是否会有下一本书面世，Angrist教授坦言他正在思考推出一本《基本无害计量经济学》的新版本，它将更多地包含过去10-15年萌芽发展的计量方法。“我在想怎么将它做得好玩有趣，也有了一点基本的想法。但我需要找合作者，我想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新书或许会在5年后面世，他笑着说希望大家耐心地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