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森博士个人简介】2016年1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薛森博士正式受聘我院助理教授。薛森于2015年10月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 在该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此前，他于2010年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7年获得西南财经大学学士学位（统计学专业）。薛森的研究领域为劳动 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目前已在一篇论文发表于国际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薛森的个人主页上有两幅封面画，一幅是楼宇大厦鳞次栉比的深圳城市摄影图，一幅是写实主义风格的工人油画——清晨两名擦窗工人正悬挂在空中清洗高楼窗户。这幅画叫作《晨装》，出自其父，一位大学美术老师。
一座中国移民城市和打工者的形象，道出了薛森的研究视野——中国城乡移民。他的父亲曾用一支画笔记录下农民、打工者在乡村和城市的生活，如今他要通过劳动经济学的视角去关注这个在城乡巨变中流动的群体。
博士五年来，薛森在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RUMIC)项目上付出了大量的时间。RUMIC项目最初于2008年在澳洲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成立，旨在研究外来务工人员这个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以及在城市生活的融合程度。如今，这个项目即将搬迁到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 研究院，成为研究院的重点项目。
RUMIC是一个覆盖了15座城市，每年调查5000户农民工家庭的跟踪项目。作为RUMIC项目的博士后和曾经的研究助理，薛森从2011年起加入该团 队，参与到了问卷设计和测试、实地培训、进度和质量控制到最后数据清理的各个环节。这个数据宝库不仅为他提供了一手的研究资料，也为他的后续研究带来了源 源不断的想法。
就像父亲需要经常背着画板上山下乡去采风一样，薛森也要跟着项目辗转各座城市搜集数据、推进监督项目进展。参与RUMIC项目给了他一个接触现实世界的好 机会，并且锻炼了他作为一个劳动经济学家参与大型调查搜集数据的基本能力。就在几个月前，薛森刚刚到中国的7座城市做了两三周实地调研。作为调查项目的陪 访人员，薛森看到最艰难的环节就是在入户访谈时让农民工放下对陌生人的戒备心理，接受访谈。
“其实对项目贡献最大的就是访员，他们很辛苦，去年我们的访问员还因为受访者不信任的问题被带进派出所两次。” 对于大多社会经验尚浅、身上还带着书生气的年轻访员来说，与这些打工者深入沟通不是从一堂培训课程上就能习得的本领，而是需要阅历的积累。这时候薛森总会 想起父亲。每次外出采风，父亲在火车上就能和邻座的农民工们谈笑风生。这位曾有过知青下放经历的老画家更能在交谈中与农村底层人民感同身受，理解他们生活 的疾苦哀乐。
老一辈人的“接地气”，源于生活和时代的双重烙印。这对于从小在城市长大的薛森来说，是一块极难补齐的短板。一方面，他借助田野调查更多地接触当下社会，另一方面从纸上补充自己对中国时代变迁的认识。
缺少对过去社会的认识，就无法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发生的一切。“在这方面我的知识结构是有断层的，我不知道过去的中国社会真正发生了什么。”为了填充这段 认知空白，薛森会找一些纪实性的书籍来了解中国社会过去的历史。最近他正在读的一本书是杨继绳的《墓碑》，其中讲述了三年自然灾害中的历史真相。
“经济学家要有一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这样才能真正以一些事件和现象为导向来进行研究。”正是这样的想法推动着薛森始终如一地关注着打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学习劳动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推动整个社会的福祉。”
去年初在无锡调研时，项目访问到了一位理发师傅。他刚刚结婚成家，凭借工作积累的经验，管理着店里其他三四名理发师傅，交谈间能感受到他的意气风发。但在 年底回访过程中，这位理发师傅却略显疲态和焦虑。原来是老家的母亲病倒了，而他根本无力把母亲带到无锡并支付医药费。将近而立之年的他正处于人生事业的上 升期，尽管十分不舍在城市里打拼下来的这份生计，他还是决定回老家。
令薛森慨叹的是，拼搏的人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足够“幸运”。作为外来务工人员，想要留在城里，仅仅努力是不够的，还要一些“运气”。家人一场意外的疾 病，就能让以往的努力付诸东流。在这些“运气”因素背后，薛森看到的是社会政策和体制上的疏漏。在当前新农合保障水平比较低、不方便在统筹地以外的地方使 用的情况下，留守老人的健康问题会直接影响着打工者的决策行为。
如果流动人员的医疗保障体制得以改善，不仅打工者的幸福度可能提高，他们在城里的劳动力供给也会增加，并且其在同一地区、同一工种上的工作时间也会增长。薛森认为这将更有利于培养他们的人力资本，从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项目实地调查奔走期间，外来务工人员追求美好生活的执着，以及为此所付出的比城市人群更大的努力，无不给薛森带来深深的震撼与无尽的感触。作为一个经济 学者，他希望在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体制下，打工者能否留在城市不再受“运气”影响，他们的努力能被平等对待。这些美好的想法或将通过在IESR的研究慢慢 实现。对于未来的生活，薛森兴奋地表示IESR的研究方向和他非常契合。他设想在RUMIC项目的基础上延展出一些子调查，做一些经济学的田野实验。当前 许多农民工对国家就业政策信息不是很了解，薛森希望通过实验来测试，当他们了解相关政策后，是否会改变决策，从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
研究问题有人文性，研究过程则必须有科学性，这是薛森所追求的目标。他希望，“我研究的问题是有一定人文价值的、对政策有一定帮助的，但同时在过程中一定要保证研究是严谨的，数据是详实的，而不是只有一厢情愿的想法。”
在这一点上对他影响最深刻的是博士阶段的一位计量经济学的教授Tue Gorgens。刚到ANU的时候，薛森担任其助研，主要任务是编写一个估计程序。Tue Gorgens不但会亲自检查薛森完成的每一个程序，而且还自己编写了二十多个查错程序来检查是否对于每种数据结构，程序都能进行正确地处理。
对于数据运算的精确性，Tue Gorgens也要争到分寸之末。凡是能够通过类似软件验证的算法，都要求薛森必须将自己的算法与其他软件的结果进行比对，结果保证在小数点以后八位一致。
这种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带给薛森极大的冲击——“原来做学术是一步都不能错的，一定要严谨。”想做一流的学术，必须不遗巨细，不差毫发。
然而，想在研究中真正做到严谨二字，要付出的是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年 RUMIC开始搜集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保政策数据，但是全国各地对于流动人员社保政策都不尽相同，政府网站上的信息更新也时常落后。为了确保数据的及时准 确，薛森和团队打电话到每个城市的社保部门进行询问。此外，为防止某个政府职员不太清楚相关政策而产生偏差，他们把每座城市都询问了两遍以上，并且对照网 上的政策一一询问核实。不过，对于付出的努力，薛森表示是理所应当的，而且远不及自己的导师和身边的同事。 当提及其导师孟昕时，薛森流露出钦佩之情，“我一直挺崇拜我的‘老板’，她做的研究可信度很高，工作又非常努力，基本上全年无休，她比我们任何一个学生都 要勤奋。”正是处于这样一个高度自律的学术环境下，薛森做起科研来也丝毫不敢懈怠。
对一件事情持久的投入源于发自内心的喜欢。薛森有时会想起，小时候父亲早晨五点半爬起来画画的日子，即使在全家生计最艰难的时候，父亲依然不放弃绘画的爱 好。虽然这个从小喜欢数学的男生没有继承到父亲半点艺术细胞，但是对喜爱事物的专注却是一脉相承。他很高兴能回到国内，继续在自己喜欢的研究领域上深耕细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