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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濛: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

2017-08-31
摘要那么,从美国回国仅一年时间,他是如何迅速开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道路?他又如何将国外最先进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当中?来看看对刘诗濛老师的专访吧!

       近日,我院助理教授刘诗濛老师的课题《中国城市吸引力的区域差异、形成机制与影响效果:基于生活质量与商业环境的双维度研究》成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自科”)立项。不仅如此,该课题还得到五位评审人的一致推荐,建议优先资助。这对第一次申请自科基金的刘诗濛老师来说是极大的肯定。那么,从美国回国仅一年时间,他是如何迅速开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道路?他又如何将国外最先进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当中?来看看对刘诗濛老师的专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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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濛

       我希望能逐渐填补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空白

Q:再次恭喜你的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自科”)立项!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课题的缘起以及目前的进展程度?

刘诗濛(以下简称“刘”:)这个课题主要来源于我以前在美国学习的一些关于美国城市吸引力的研究,其中包括了我的博士导师Stuart Rosenthal教授的两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2004年的ReStat 和2008年的JUE)。我回国之后发现,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而使用目前最前沿的Rosen-Roback 空间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城市吸引力研究的文章几乎没有。由于这个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前沿性,使其天然就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在中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再加上当时院里鼓励大家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契机,于是就拿这个课题去申请自然科学基金了。目前这个课题尚处于处理分析数据的过程中,我期望的是能够在2018年有初步的结果出来,这也是自科项目书的计划。

Q:通过这项研究,你期望能得什么成果?你觉得这一成果可能的应用领域在哪?

刘:成果希望有几个方面吧。首先是学术成果,我希望能把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水平较高的国际学术期刊上。然后看是否通过这次自科项目的支持,能把这个城市吸引力指数做成一个长期可追踪的指数产品。这样它就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还能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与数据依据,甚至为企业选址、个人选择居住地等提供一定的参考。

Q:这个课题和你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有什么样的联系?它是不是学术研究中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呢?

刘:这个课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城市经济学领域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吧。Rosen-Roback 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可以说是很多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理论依据,构造城市吸引力指数算是这个模型的直接应用之一。我个人的研究一直都是在城市经济学的大框架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很多时候都要用到Rosen-Roback 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的一些推论。我不知道算不算厚积薄发,但是如果你对一个领域足够了解的时候,就能发现很多目前研究中的一些空缺,也就是所谓的学术前沿。我回国之后发现有关中国城市吸引力的研究还很少,可以算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Q:你的很多研究的内容很丰富,从美国赠地大学的溢出效应,到工作论文《房地产税收限制与女性劳动力供给Property Tax Limits and Female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the Housing Boom and Bust》,都是以房地产的实证数据为基础进行的研究。可否简要介绍这两篇论文的发现?

刘:在美国赠地大学的那篇文章中,实际上用到的房地产数据很少,只能说这个政策是跟土地有关。这项研究主要是为了分析大学这种具有特殊职能的机构,对周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我在那篇文章中发现,赠地大学对所在郡的人口密度和制造业生产效率都有正向影响,也就是大学对当地经济的溢出效应的证据。在另一篇有关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工作论文中,我主要发现美国房地产税收限制在房市繁荣期会减少女性劳动力供给,但在房市衰退期会增加女性劳动力供给。这为理论模型中所预期的家庭财务效应与流动性限制效应提供了证据。

Q:可否这样说,透过房地产数据,我们可以研究社会很多侧面?你从这些系列研究中有没有什么体会?

刘:是的。住房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家庭财富中占比最大的那部分。房地产市场,往往跟家庭的劳动力供给、居住地、生育婚姻等方方面面都有关系,我在这些研究中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跟住房有关的政策变动,往往会极大程度上影响人民福利,并反映到地区乃至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上。所以,政策制定者在跟住房有关的政策上,应该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综合各方意见,尽力做到最好

       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

Q:你是如何走上经济学学术研究的道路的?有没有一些转折点让你坚定地走上这条路? 

刘:回想起来,可能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有两个。一个是大二的上学期决定出国留学的时候。在那之前其实自己一直是在寻找自己的兴趣和人生方向,本科毕业就参加工作、从政经商等都曾经考虑过。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想要出国去看看,现在回想起来,这对当时的自己算是一个很大胆但很正确的决定。另一个是在读博的时候决定把城市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我记得自己当时申请出国以及刚到国外的时候是想学计量方向的。后来一方面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计量上,另一方面当时系里的中国学生都认为中国人做城市经济学普遍有劣势,我心里有点不服气,决定要试一试,才开始深入了解城市经济学。

Q:是否遇到过对你影响特别大的导师?你和你的导师之间有没有令你难忘的故事?

刘:决定进行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后,我开始主动跟系里几位做城市经济学的教授接触。其中一位后来成为了我的导师,就是Stuart Rosenthal 教授。他对于学术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他对于学生的照顾和培养让我受益又感动。一般中国学生刚出国的前几年语言上都有一定程度的障碍,有一些老师就愿意选择英语更好的欧美学生,但是我的老师就十分愿意帮助英文不好的学生。我记得好多次他都在跟我聊学术的时候停下来纠正我一些英文的用法,这应该算是很难忘的一些瞬间了。

Q:你认为研究工作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下去的?

刘:研究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应该是一种心理上的挑战。一般一个项目的持续时间从几个月到好几年都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永远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好是坏,很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发现全是无用功,这个过程中也没有什么直接的成就感。能坚持下去的动力,一方面肯定是对研究和发现真理的兴趣。另一方面,当你的研究被人认可、发表能带来巨大的成就感。我想,最终所有的工作的目的都有共通性,那就是为社会服务,同时实现个人价值。如果你能在一项工作中感受到这些,那你就能一直坚持下去。

另外,生活中我是一个兴趣比较广泛的人,有空的时候会读书运动。坚持最久的运动是跆拳道,已经拿到黑带。除此之外,羽毛球、网球、乒乓球、游泳、健身之类的也会参加。运动会让人身心愉快,并且更好的保持长期稳定的工作状态,这对于研究工作十分重要。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会越来越好

Q:你以前没研究过中国问题,是如何迅速融入国内研究的氛围和语境,得到评审人的认可的?

刘:如何迅速融入国内研究的氛围和语境,我觉得就是坚持学习吧。在这个自科项目上,我要感谢帮助我修改申请书的几位朋友和同事。所以,抱着谦虚的心态是最重要的。我记得当时我的前两版申请书自己觉得已经挺不错了,结果一位朋友看了之后跟我说任何一个国内985高校刚毕业的博士生都能写出这个水平。当然这也是一句关系很好的朋友之间的玩笑话,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需要再改,再大改。另外回国之后在学术科研之余,多参与一些政策研讨会和政策研究,对于如何把握评委和公众的偏好也很有帮助。

其实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自科申请上。但是我当时想,如果一年申请不上,明年再申请,后年再申请,这样才是浪费时间。总体而言,寒假的时间加上刚开学的时间,一共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里,我每天把这个放在心上,个人觉得这个时间花的还是合理的。当然一次申请就立项也不乏运气的成分。

Q:美国的经历对研究中国问题有没有什么帮助?

刘:美国的经历对研究中国问题肯定是有帮助的。最重要的帮助是让你知道这个研究的学术前沿在哪里,怎么去讲这个问题会让中国和外国学者都感兴趣。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做研究,如果研究落到了内行手里,一定是能看出来它的学术价值的。

Q:在美国工作和学习这么多年,你觉得中美在高校教育和学术环境方面有什么不同?

刘: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大家追求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在教育发展阶段的不同和中美整体文化的不同。中美现在进行的都是现代化教育,只不过美国开始得比较早,所以中国很多方面还在模仿和学习。具体的讲,中国的教育和学术更多的在量化,比如对学生分数,对老师的成果数量看得更重。我感觉这是在整体制度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不得已的办法。比如高考,大家都在诟病其过于死板生硬。但我个人认为高考起码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教育的公平性问题。中国的高校现在每天都在改革当中,我相信随着新旧交替,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Q:可否分享你未来的工作计划?

刘:未来几年主要是继续探索城市经济学方向的前沿话题,希望能够更多的将国际前沿的学术方法跟中国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既有学术价值又对中国有益的研究。从外,也希望能在学术研究之外,使用正规经济学分析办法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一些政策参考。我想,做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社会产生正向的影响和改变,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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