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3月14日，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 教授访问暨南大学，做题为“核心能力的形成和衡量 (Creating and Measuring Capabilities)”的学术讲座的报道。赫克曼教授认为“儿童能力的早期培养对中国至关重要”。就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关于早期教育影响与中国儿童教育现状的研究，南都专访了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冯帅章。这里，我们转载2016年3月27日《南方都市报》AA21版面的专访以飨读者。

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关于早期教育影响与中国儿童教育现状的研究，南都专访了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冯帅章

南都：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在演讲中阐述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请问这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社会发展有什么特殊意义？

冯帅章：投资早期教育对于减少贫困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是世界上解决贫困问题最好的国家，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不平等和相对贫困问题也日益严重，不平等增加导致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降低是中国未来减贫的最大挑战。针对这个现状，提升个人能力进而从根本上摆脱能力贫困显得尤为重要。但现实中，提高成年人能力的培训、再教育虽然也有一定效果，却往往不尽理想。国外的许多研究表明，与富裕家庭相比，贫困家庭的父母关注孩子更少、更难以提供有效的家庭教育，这使得孩子在认知、性格等方面发育迟缓，从而影响到成年之后的生活和工作。这表明长期有效的扶贫政策应当注重投资贫困家庭儿童的早期教育，从娃娃抓起，而非简单的资金或物质上的支持。这也说明扶贫过程中，对于贫困儿童的投资最为关键。

其次，早期教育投资与其他投资相比更具有公平性，投资早期教育可有效缓解中国贫富差距较大的现状。现今以收入再分配和经济增长为主的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已经被实践证明穷人越来越难以从中平等受益。鉴于早期教育投资的巨大回报，对弱势家庭儿童进行早期教育可事半功倍。事实上，儿童在5岁之前可塑性非常大，在早期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上缩小差距可以使他们在以后的能力形成过程中摆脱弱势，这对于缩小成年后的社会差距至关重要。如果社会能尽早地针对贫困家庭的儿童进行能力培养，持续投入并支持家庭教育，将极大程度地提升个人能力，从根本上消除贫富分化问题。

另一个需要关注中国早期教育的原因是中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并面临劳动力人口下降的严峻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1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583万人，比2013年末减少371万人。这已经是中国劳动力人口连续3年下降，并且数量有所加大，这是否会导致中国继续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和教育政策也引发各界关注。在与暨南大学的同学进行面对面交流时，赫克曼教授也提到未来的趋势将会是孩子越来越少。因此，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更为重要。换句话说，提高劳动力素质是解决劳动力人口下降而导致劳动投入不足的关键，培养能力便成为解决问题的核心方案，而根据这一观点，投资早期教育刻不容缓。

南都：我们知道您已经在这个领域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和研究，能否介绍一下目前中国儿童发展环境的现状？

冯帅章：幼年时期大脑发育、身体成长需要充足的营养，而贫困不仅阻碍了孩子获取成长所需的充足营养，更让家庭中的父母难以顾及孩子的成长。而农村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也形势严峻。201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留守儿童已经达到6103万人，也就意味着5个孩子中就有1个留守儿童，其中205.7万为独居留守儿童。儿童时期是一个人性格形成、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和道德修养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除了学校教育外，家庭教育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留守儿童由于长时间家庭教育相对缺失，容易出现生活、教育、情感、心理等一系列问题。外出打工挣钱的父母、疏于关注和教育的留守儿童正成为中国许多农村家庭的普遍状态。

与此同时，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中国的流动儿童规模已达3581万。这一部分儿童虽然被父母带在身边，但家长往往教育意识薄弱且教育能力不足，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尽管国家已经确立了解决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流动儿童无法进入教育质量较高的公办学校。他们所就读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大多在师资力量、教学规范、校舍条件等方面不能与所在地公办学校相提并论，有的甚至没有办学许可证。在这种情况下，流动儿童难以获得有质量保障的学校教育。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最近两年特大城市收紧了“流动儿童受教育”的相关政策，流动儿童入学门槛显著提高。许多流动儿童因此又成为留守儿童，甚至面临辍学。流动儿童因此经历的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双重恶化。

无论是流动儿童还是留守儿童，他们都是未来国家庞大的劳动力群体。缺乏良好父母家庭教育的童年，不论对儿童的身心健康还是知识获取都非常不利。如果这一代孩子不能好好地受教育，将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这一问题亟待更多与此相关的政策来解决。

南都：公共政策的制定离不开学术界对此更深的研究，能介绍一下您的研究情况吗？

冯帅章：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流动，目前的重点是对于中国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基于2009-2011年度的自科项目《民工子弟学校与流动儿童教育：基于上海的实证跟踪研究》，我从2008年底开始着手研究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在上海于2010年及2012年进行了两轮大规模的流动儿童的调查和成绩测试，这一数据库的建立填补了国内跟踪研究流动儿童的一个空白，而且此项调研的相关成果已在国内外相关学术期刊上发表。我们还组织邀请了研究流动儿童教育的专家以及一线教育工作者，举办了四届“城市的未来：外来儿童教育政策研讨会暨校长论坛”。会议针对流动儿童的制度困境以及创新人力资本的积累、政治社会化和对当地社会的融入，以及公办学校和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对外来儿童相关影响等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一系列有政策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翔实的数据信息和坚实的理论支撑。

中国的儿童发展问题，包括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是我现在工作的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一个研究焦点。自去年成立以来，研究院已招收了二十余名来自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海外名校的博士与国内的优秀博士，并邀请国内外知名顶尖学者加入学术委员会。为更好地在儿童教育和发展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这次特邀请詹姆斯·赫克曼教授来华访问，以在该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赫克曼教授在讲座中也提到，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需要收集更多的跟踪调查数据，来理解事实的发展过程和需要帮助的人群特点。进行更多与社会经济相关的研究、提供更多研究所需数据，也正是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成立的初衷。研究院下辖社会调查中心正计划启动多项关于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城乡人口迁移等领域的社会调查，以此来填补国内相关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微观数据上的空白。研究院目前已经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启动了中国劳动力流动项目(RUMiC)第九轮的调查。目前正在筹备启动“中国人口流动与未成年人发展追踪调查”，旨在关注儿童青少年发展这一重要课题，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支持。

借这次赫克曼教授中国之行，我们也深入探讨了在儿童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上进一步合作的计划。赫克曼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通过与赫克曼教授合作，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更好。我期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引发社会重视，为家庭和政府在儿童教育上提供更多建议和指导。由于对于儿童贫困、早期教育缺失影响的研究不足和政策面上的忽视，中国尚未有一套合理清晰、细致完善的针对帮助弱势儿童教育的政策。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吸引更多的社会关注，以及吸引更多的学者来研究这一问题，从而提高中国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环境。我认为这对中国未来而言意义非凡。

南都：目前应该怎样提高中国儿童早期教育环境？

冯帅章：学术圈的关注仅仅只是开始，所有的研究成果最终要转化为家庭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帮助到儿童。

首先，家庭应该意识到对孩子的学前培养和教育的重要性，并付诸实施。早期教育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多的是一个孩子知识、思维、心理、身体各方面的综合早期训练。幼儿期是人生智力发展的关键期，家庭应更多更早地对儿童人力资本进行投入。国外的许多研究都发现，学校教育不能替代家庭教育，家长在与子女交流时间上的投入尤为重要。

同时，政府的工作同样极端重要。我认为政府的工作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针对学校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是针对家长的。政府应将消除儿童贫困、发展儿童早期教育纳入中长期的政策规划。针对目前城市流动儿童，政府应该更大规模地开放公办学校，包括一些质量较高的公办学校资源，并积极扶持民办学校的发展。对于留守儿童，则除了加强农村学校建设外，还要建立一套更加完善有效的关怀体系，目前刚刚成立的民政部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就是一个很好的努力方向。

与此同时，政府也需要加大对于家庭尤其是弱势家庭的教育投入，并着重于支持家庭学前教育。完善支持早期教育服务，注重政策手段创新。如在农村建立优质早教托儿所，使得父母可以安心工作的同时，孩子仍能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同时，也应为弱势家庭提供资金物质支持。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唤醒家庭尤其是弱势家庭对儿童的培养观念和教育观念。许多中国农村家庭不仅缺乏培养儿童的客观条件，同时也欠缺培养儿童的主观意识和能力。所以，政府投资早期教育不应仅仅投资孩子本身，同时也应对其父母进行如何进行早期教育的培训，为弱势家庭的早期教育提供资金、服务和观念上的全方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