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6日上午，六名优秀的暨大学子与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James Heckman教授进行了面对面交流。交流伊始，面对世界顶级经济学学术大师，同学们都不免有些紧张，但Heckman教授丝毫没有架子，反倒是用幽默的语言和平易近人的态度逐渐让同学们放松下来，大家也纷纷打开了话匣子，交流会现场气氛热烈，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下面来听听六位学子与诺奖大师的亲密接触都有哪些收获吧！
“大师暨南行”面对面活动现场 【IESR 韩亚婕】 我的问题是“机器学习似乎能与各种领域结合，我们要如何看待机器学习与传统计量经济学的关系呢？计量的不可替代性又在哪里呢？” Heckman教授认为，机器学习确实有其优点，但是在解释机器学习的结果时需要特别注意，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因此一定要谨慎，否则很容易得出十分“危险”的结论。随后Heckman教授讲了三个因为盲目解释结果而引发的啼笑皆非的故事。另外，教授认为计量经济学在处理非参数问题的时候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听完教授的回答后，我意识到经济学研究并不只限于“跑回归”，回归只是研究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要努力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剖开现象，去寻找现象里面的机制，而不是仅仅看所谓的回归出来的结果。我们或许可以利用机器学习来服务于经济学研究，但是一定不能依赖机器学习，而没有自身的思考。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黄冠杰 】 此次前来，侥幸在聆听教授讲座之余，得一与iesr学霸们同受教授指点一二的机会。 本欲询问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行业结构亦不断变化，社会需要的人才技能种类与比重也朝夕变更。而大学三四年包括专科学校对各类专业的培养比重则拘于现在的形势。三年之后回头再观，不免出现很多文不对题的技能培养。专业人才的供给和需求并没有与市场时时互动，而是有三年之隔，不免在人力资源的培养上会有效率上的问题。因此未来是否可能出现大学专业性质稍微弱化的趋势？heckman教授所言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否可以在相应的政策下与市场积极互动，在未来占据对各类专业知识动态培养的主导地位? 无奈英语尚欠火候，言语措辞间不太规整，提问亦有走形，颇有遗憾。即便如此，教授画龙点睛地解答指出：“The goal of education is about the ability of adaption”亦已使我醍醐灌顶，受益匪浅。各位学霸们一针见血的提问与教授见解独到又不失幽默的回答也使我大为领教，实不虚此行。 感谢IESR主办的这次活动，也在此祝heckman教授研究顺利，再创辉煌! 【IESR 黄稚雯】 Heckman教授在他的题为“China's Investment in Skills”的讲座中提到，中国的普通高校在较为不发达省份（如：甘肃省）的录取率远低于社会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北京市、上海市）。除地区不平等之外，我了解到中国大学的不平等现象还表现在高水平大学收到的政府经费数量可观。一些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流动率较1950-1970年这段时间更低，这或许是一个不容乐观的现象。因此，我向Heckman教授提的问题是“中国在发展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权衡取舍？以及应如何对待？” 首先，Heckman教授提到高等教育的精英化并非是件坏事。他以巴西为例，指出20世纪时巴西的小学毕业率低于10%，但IMPA（巴西国家数学研究所）却是一所世界顶尖的数学名校，学生中有不少来自欧洲国家，巴西本地人极少。步入21世纪，随着政府对基础教育所做的努力，情况得到改善。中国的情况并不这么极端。诚然，经济水平富裕、背景突出家庭的孩子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但高水平大学的存在其本身应是一种激励，考生家庭在看到对教育的投资回报后可能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进而提高社会流动性。其次，发展精英教育并不意味着大众教育将完全停滞不前，这二者间存在微妙的平衡，而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则需要不断的尝试。正如Heckman教授在他的讲座中所提到的那样，中国现行的学费制度需要改革。中国与美国的大学教育并不可比，因此我国在处理教育的地区差异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经济学家的努力，也需要政府的配合。 【IESR 刘青曼】 我向Heckman请教的问题是“您刚才的演讲中提到中国应该推进教育平等，也提倡发展民办教育。您说，中国应该有更多的民办学校来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但是，由于民办学校通常收取更高价的费用，很多家庭可能承担不起。您如何看待民办教育会恶化不平等的问题呢？ 教授认为，私立学校学费的确更高，在美国更是如此，私立学校里的孩子大多来自富裕家庭。但是，平等不应该是一刀切，我们不应该也不能阻止富人去寻求更好的教育资源，让大家吃大锅饭。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让那些在底层的孩子获得足够的教育资源。在中国还是有大量孩子极度缺乏教育资源，怎么能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教育，是中国眼前更需要做的。 在交流中，不仅是我们向Heckman教授提问，教授在讨论中也不断向我们抛出问题。我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并善于思考的人，善于发散思维，也善于思考问题背后的根源。比如，在和我们讨论应不应该向补贴生育的问题时，他把会议室比做一个社会，在座的人是社会里的所有人，问我们，“如果我生了小孩，你们愿意出钱补贴我供养我的小孩吗？”这个问题很生动，让我觉得很接地气。 【IESR 丘卓瑜】 我向Heckman教授请教的问题是“中国的二胎政策已开放两年，但2017年出生人口比2016年少了63万，这跟您的预期相符吗？” Heckman教授认为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在计划生育时期就形成了趋势，这种趋势在开放二胎后还会持续下去。有许多东亚国家和南亚国家，比如日本和菲律宾，他们没有类似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二胎政策，他们的生育率很低。妇女是否生育取决于他们生育的机会成本，妇女需要在生育和她们的工作时间和薪水间进行权衡。如果生育会使得妇女丧失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薪水，她们就不会选择生育。政府在这过程中能扮演一定的角色，比如增加生育补贴等，但这很可能会让政府增税，从而产生更大的问题。如何鼓励生育涉及到公共政策以及更深层次的问题，这需要更多的探讨。 Heckman教授十分平易近人，风趣幽默。他在交流的过程中一直循循善诱，不停地抛出问题，引导我往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并很有耐心地将答案解剖和分析，直到理解和吸收。我十分荣幸能与Heckman教授进行交流，通过交流我意识到了自身思考问题时的不足，这次交流对我进行思路调整有很大的帮助。 【IESR 肖雄】 我的提问是“即使我们不考虑资本回报率比GDP增长率高这个情况，我们仅仅考虑以下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世界模型：人的天赋都是随即给定的，而另外一个影响人成功的关键因素是教育。富人家庭的孩子总能接收到更好的教育，即使政府使用公共政策对各种资源进行再分配，它依然无法在天赋一致的情况下，使穷人家的孩子受到比富人家的孩子更好的教育。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逐代累积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悲观的事实？或者说我们能做点什么？” Heckman教授认为不平等具有两面性，有时不平等实际上可以发挥激励作用。不平等不能完全与不公平划上等号，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能是公平的体现。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不应完由智商决定，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能力，打乒乓球的能力和弹钢琴的能力是不同的，但是它们都是很重要的。没有人能够在所有的领域取得成功，Heckman教授反问道：“你也不会想在所有方面都做的比别人好，对么？ Heckman教授的答案让我发觉我们需要达成的应该是公平而不是平等，那么这样的不平等似乎也不是难以接受。不过这个回答似乎依然无法解决对可能存在的马太效应的恐惧。考虑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出现如此极端的情况，那么可能是模型的建立上过于简单，之后我会尝试建立一个更合适的模型。 “大师暨南行”面对面活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