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暨南论道”公开系列讲座第13讲在中惠楼106室举行，来自美国三一学院的文贯中教授为我们带来了名为“抵达刘易斯拐点的中国道路及其后果——逆淘汰的农村和排外性的城市化”的精彩演讲。

文贯中教授

       文贯中教授首先从目前兴起的逆全球化浪潮说起，他认为，要实现全球化的良性发展，必须首先实现要素在国界内的自由流动。一般而言，要素的流动可以分为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流动。水平方向的流动是指要素在地理空间的流动，而垂直方向的流动则是指个人技能水平的提高。接着，文教授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刘易斯的二元市场结构模型，并根据模型判断中国是否到达了“刘易斯拐点”。文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到达了“刘易斯第一拐点”，那么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被城市部门吸收，而农业部门的平均收益也将得到相应的提高；而如果中国抵达的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则农村的人均务农纯收入应该和城市的非熟练劳动的人均收入接近。但现实情况却是农村中能够转移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而留守农村的则都是一些“老弱病残”，而且农业的经营规模仍然偏小，其科技进步速度也相对较慢。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我国农民没有自由迁徙权以及土地的自由交易权，而这是到达“刘易斯拐点”的前提条件。

       虽然国家近年不断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例如减免农业税、加大农业补助、实施精准扶贫等，但文教授认为这些措施都只治标不治本，而且都难以保证持续有效。因此，解决农业低效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如何甄别并淘汰低效的劳动力，并使土地能够流转到能干者手上。在文教授看来，在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条件下，低效或者无能的农村劳动力会因为较低的农业收益而放弃土地，并进入城市就业，而城市由于就业市场广阔，吸纳就业的能力强，能够为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充足和合适的就业；与此同时，农村中一些高效的劳动力也可以通过自由交易的土地制度购买土地以扩充农业经营规模，从而增加农业收益。但现实却是，我国的农村土地被限制自由买卖，而且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徙也受到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这无疑会加剧城乡间和居民间的收入不平等，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

       最后，文贯中教授还与在场师生针对城市流动儿童问题以及中国的城镇化战略问题进行了交流。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