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扩大内需，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相适应将是今后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贸易。但是受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已经趋于疲软。我国净出口总量由2008年的2.4万亿元骤降至2009年的1.5万亿元。此后，至2014年这一数字一直在1.5万亿元徘徊。虽然我国净出口总量在2015年已所回升至2.4万亿元，但其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仍然是负的（-1.3%）。近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更增加了未来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内需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内需有巨大上升空间

       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内需增长有巨大潜力。自2014年以来，在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对GDP增长贡献最大。 2015年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59.7%。虽然如此，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一直在低位徘徊，并有所下降。例如，2000年，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分别为63%和47%，而这两个比重在2015年下降至了52%和38%（见图一）。放眼全球，我们也可以发现我国居民消费与GDP的比重是偏低的。这一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如美、日、韩等国，还低于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印度和巴西（见图二）。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字，将193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消费与GDP的比例自大到小排列，2015年中国排名倒数第九。由此可见，我国内需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当前，学界对我国城乡人口的消费、储蓄行为已有不少研究，并认为我国的低消费、高储蓄问题由多种因素造成。这些因素包括：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系统的改革，这些改革使得人们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导致了预防性储蓄的增加；人口结构，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少儿的减少降低了抚养消费，而在社保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孩子数量的减少也使老年人口增加了预防性储蓄；社会不平等，由于边际收入倾向随收入增加而下降，高收入人群的储蓄率高于低收入人群，因而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抑制了消费；以及文化、房价因素，比如男女比例失调和高房价引起了婚姻市场上的竞争性储蓄。

      城乡流动人口消费潜力亟待挖掘

      在众多关于我国低消费、高储蓄的讨论中，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是城乡流动人口。目前城乡流动人口规模庞大，根据统计局的数字，2015年已有1.69亿农民工离开户籍所在地，从事半年及以上的非农工作。并且，近年来城乡流动人口的收入涨幅迅速。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孟昕教授、名古屋大学薛进军教授和本人的合作论文中，我们利用了由孟昕教授调查搜集的跨时7年、覆盖15个城市的城乡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Project），发现城乡流动人口的实际人均年收入由2008年的1.6万元增加至2014年的3万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0%；城乡流动人口的实际人均年消费也在快速增长，由2008年的5600元左右增长至2014年的1万元。由此可见，城乡流动人口正在成为我国日趋重要的消费群体。 

       虽然城乡流动人口的消费支出正在迅速增加，但是他们的消费潜力并没有被充分发掘。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就消费量而言，城乡流动人口的消费低于城市人口。陆铭、陈斌开、钟宁桦三位老师使用RUMiC（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和CHIP（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的合作研究表明，在剔除收入及其他变量影响之后，城乡流动人口的消费要比城市人口低16%-20%。就消费结构而言，我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和2014年城乡流动人口分别有60%和64%的消费用于食品与住房支出。这说明虽然收入在快速增长，城乡流动人口的消费仍然只用于满足其在城市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城乡流动人口在中高级消费品上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消除制度性障碍或可解决内需问题

       那么，是什么因素限制了城乡流动人口的消费？我们认为户籍制度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公共服务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原因。从社会保险角度而言，从2008年至2014年，虽然城乡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普及率有所增加，但是2014年仍然只有不到30%的城乡流动人口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我们的研究发现，保险的缺失通常是引起城乡流动人口预防性储蓄的重要原因。在剔除保险消费支出后，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的年消费要比没有这两种保险的流动人口高6.3%（约855元）。这一差异同时存在于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城乡流动人口中。同时，我们还发现，有保险的城乡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更有可能做出投资行为。这说明社保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潜力，这也会间接地降低他们的消费潜力。

       同时，其他公共服务的缺失也限制了城乡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工作的时间，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进而阻碍了消费的增长。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城乡流动人口的消费是一个逐渐增长的过程。也就是说，进城时间越久，则年消费越多，这种消费增长趋势可以一直持续到36年。尽管数据显示60%左右的城乡流动人口愿意一直在城市中生活下去，但是由于这些公共服务的缺失，大部分城乡流动人口过早地返乡了。比如，在一些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子女仍然有入学难的问题。一些流动人口会随着子女到了入学年龄而返乡。

       从更广义的角度上来讲，这些公共服务的缺失也减缓了城市化进程，阻碍了农村人口迁移到拥有更多收入和消费机会的城市地区的过程。所以，消除了这些影响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不仅可以促进城市化的发展，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内需问题。

（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孟昕教授和我正在进行关于流动人口消费的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简介：

薛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