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失去好医生吗？
——IESR学生记者李蔚访谈IESR助理教授宋彦
两年前，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助理教授宋彦，还在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那一年，《纽约客》文章《刀尖之下》[1]，令他印象深刻。一个17岁的哈尔滨青年，由于有肺结核病史，医院告诉他脊柱问题暂时无法治疗。他便持刀袭击了四名医务人员，造成一名医生死亡。“脑子里一直记着这个事儿，回国后就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调查。”
“对于高考医学专业录取和医闹的相关关系，国内基本没有人进行过实证分析。”当宋彦开始为脑海中的构思寻找证据时，因为缺乏高考录取等相关数据，他不得不将这个想法暂时放在一边。不久，事情出现了转机。在一次研究院的内部学术会议上，同事薄诗雨做了一个课题报告，其中涉及到高考数据的使用。“可以和同事合作，把想法继续做下去！”
一个横跨东西半球的团队建立起来——“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Joy Chen和教育系的Jing Liu与Sen Zhou，主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搜集和初步整理，包括高考数据、医闹事件数据、控制变量数据等。薄诗雨和我则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回归分析。”邮件、微信等即时通讯和视频会议，保证了研究资讯传递畅通无阻。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看似互不相关的数据，渐渐揭示出令人忧心的现实……
注：图片来自未发表论文Shiyu Bo, Joy Chen, Jing Liu, Yan Song, Sen Zhou ：Occupational Hazard and College Major Choice: Evidence from Anti-Doctor Violence.
如何由现象得出结论？
提起医院，许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摩肩接踵的景象。医院拥挤而忙碌，在宋彦眼中，却不是能持续的“好现象”。他们的团队通过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在医闹的影响下，中国医生的数量和质量双双呈现下滑的趋势！
注：表格来自未发表论文Shiyu Bo, Joy Chen, Jing Liu, Yan Song, Sen Zhou ：Occupational Hazard and College Major Choice: Evidence from Anti-Doctor Violence.
“正如你所见，在table1高考录取数据表中，医学相关专业的逐年录取比例，甚至在2011、2012年还有回升，与我们的结论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然而，数据仅仅表现出简单结果，复杂的因果关系都被省略了。研究者们要做的，是透过这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辨别不同的变量，爬梳其来龙去脉，给复杂现象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们要注意到两个问题。在数量上，我们应该考虑地区经济因素、人们对医闹事件的感知等。此外还有专业录取数量定额的问题，如专业招生数量必须达到某一定额才停止。另外，大学专业调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在相同数量甚至数量上升的情况下，医学生“质量”（以高考成绩衡量）可能会有所降低。“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甄别不同的影响因素，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不同的变量，对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
从2016年10月开始，到2017年1月，宋彦所在的团队主要对三个数据库进行了深度分析。第一个是高考录取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05-2012年，囊括所有参加高考并被大学录取的考生数据，呈现了每年录取的大学生总数、被医学专业录取的学生总数、医学生比例。第二个数据库是慧科新闻数据库，作者识别出了2005-2012年间见诸报端的所有医闹事件，以时间、地点归类，并以伤亡人数度量严重性。第三个数据库是经济与社会数据库，包含GDP、人口、社会等变量，如医生和病床数量等，研究团队将这些数据放入模型，控制项目不关心变量的影响。
关于高考医学专业录取和医闹关系的论述，逐渐充实起来，最终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小数据大影响
研究团队用医闹事件中的伤亡人数来衡量医闹的严重程度，用学生选择医学专业的比例来衡量未来医生的供给，用入学医学生的平均分数线和最低分数线来衡量未来医生的质量。实证结果显示，省级医闹的严重程度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考生选择医学专业的比例会下降0.56~1.7个百分点，医学专业平均入学分数会降低0.72个百分点、最低入学分数降低0.49个百分点。
——乍一看，这些数据都很“小”。
然而，小数据却发挥着大影响。“近年来，全国的考生维持在900万左右。任何微小的“百分量”，乘以这个巨大的基数，绝对量都不小！”宋彦说。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IESR的研究团队从冷冰冰的数字背后，窥见令人不安的未来——我们或许将失去好医生。
值得注意的是，《柳叶刀》发布的一项研究佐证了文章的观点。 文章显示，2005年至2015年间，我国共培养了431万五年制医学毕业生，以及41万七年制医学生，共计470万医学生，但医生总数只增加了75万。医生流失加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
研究团队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对医院医生的薪酬、药品价格和治疗费用等实行严格管控，即使医闹的增多、医生职业风险增大，中国医生的薪酬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提高。职业风险得不到补偿，人们从事相关职业的意愿被削弱。长此以往，社会上医生供给减少的趋势会愈发明显，医生供给的质量也将显著降低。
我们将失去好医生吗？“我有一些医生朋友。据我所知，他们特别不鼓励自己的孩子踏入医疗行业。”宋彦略显无奈地说：“我觉得，‘失去好医生’的窘况或许正在发生。”
未来我们该做什么
谈到接下来的工作时，宋彦说：“今年5到6月，我们将会去武汉和香港的学术会议发表演讲，届时看看有什么反馈，期望能得到更好的数据和思路，再对论文作进一步改进。”
是否应该对令人不安的趋势实施积极的干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涨工资可以吸引一部分人去承担这个风险，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仅仅起到缓解的作用，这不是解决医患关系的治本之策。”他顿了顿，“应该改变医院的盈利模式，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医疗单位做出了一些改变。一位一线医生这样表示：“医院近两年建立了医疗随访机制，患者对医务人员若有何不满，都能被反映到医院领导层。另外，由于医院进行信息化建设，患者从挂号到计价交费能一次性完成，大大减少患者的就诊时间，获得患者的好评。”同时，体制改革诸如医生多点自由执业，正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
“在医疗这一块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目前正在构思的是医闹与医生治疗策略关系的研究，即医闹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医生采取的治疗手段。”对他未来的一些研究工作，宋彦如是介绍道。
“啪哒啪哒……”在采访过程中，宋彦仍对着电脑，快速地做一些研究数据的处理工作。IESR的研究者们满怀着对社会的关怀，努力工作着。我们身处其中的复杂社会，正在被他们一点一滴地探索……
[1]UNDER THE KNIFE--Why Chinese patients are turning against their doctors
[2] Lien, Selina Setal. 10-year-trends in the production and attrition of Chinese medical graduates: an analysis of nationwide data. The Lancet, Volume388, S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