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晓波（以下简称“何”）：冯院长，能请您首先给介绍下您为什么会高度关注流动人口子女这个群体？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以下简称“冯”）：非常感谢能有机会接受采访，让我把过去的研究成果和暨南大学IESR正在进行的相关工作做一次全面的总结和阐述。
我第一次接触流动人口子女这个群体的研究其实也非常偶然。2006年我从美国回到上海工作，2007年正好接触到一位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的学者在上海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进行访谈式研究。那时候，社会上对这个群体的“上学难”问题已经非常关注，但学术研究却很匮乏。社会学在这方面做得比经济学要领先一些，我当时觉得我们作为教育经济学、人口迁移和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工作者完全有能力把这个现实问题变成非常好的科研命题。所以，我于2008年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于2008年底逐步开始了研究工作。
这个自科项目主要关注上海市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教育，我和合作者陈媛媛老师一起对上海的20所小学（包括11所公办和9所民办学校）3000名四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调查。2009年我们对4所学校进行了预备调查，2010年对全部的20所学校的3000名学生（四年级上半学期）进行了第一轮调查，2012年对同一批学生（五年级下半学期）进行了追踪调查。我们的调查主要针对可以对比的考试成绩。而在过去，公办与民办学校的考卷是不同的，无法比较不同学校之间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在这批学生毕业之后，我们又对学生家长进行了两次电话回访，大概联系上了50%-60%的家长。如今，这些学生都已经到了高中年龄阶段，我们还将对他们继续关注，希望了解小学阶段处于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在高中入学情况和学习成绩等方面的差异。
在上述项目的基础上，我和合作者于2015年又对20所学校的四年级学生进行了类似的调研。新一轮的调研依然坚持使用可比较的考试成绩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2015年底我们完成了新调研的第一次数据调查工作，并于2016年底开始与James Heckman教授团队合作开始对学生进行一系列激励实验。我们的研究除了对以成绩为指标的认知能力进行细致分析之外，还关心学生的非认知能力，这部分研究与心理学结合比较多。比如，我们对学生进行了物质（奖金）和非物质（奖状）的激励，比较不同的激励形式对不同类型学生产生的异质性影响。
在过去的调研和研究过程中，我和合作者于《经济学（季刊）》，China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等国内外期刊发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并与被调研学校的教师、校长和学界专家召开了五次会议。客观地说，我们的努力在学术界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反响，也吸引了更多人投入这个领域的研究中。
除了关注随迁子女，我们也关注到了另外一个很大的群体——“留守儿童”。过去，我们把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一方（单亲）外出打工的儿童。2016年，民政部对农业户籍人口中的儿童进行了一次摸底排查调查。按照民政部的定义，即“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全国大约有902万留守儿童（民政部公报数据）。无论定义如何变化，这个群体都是巨大的，而且国家层面已经把保护留守儿童作为非常重要的工作进行落实。2016年初，民政部正式成立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该处隶属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是民政部首次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设立专门业务处。
我和IESR的同事们也参与了民政部的相关工作。IESR承担了部分排摸数据的汇总及报告撰写工作，还对六个省份留守儿童关爱项目进行了第三方评估。我们负责的地区为湖南和江西，在评估过程中我们看了留守儿童保护工作中的一些难题，也促使我们未来要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调查和研究力量。
何：目前针对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开展得如何？
冯：关于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随迁子女，比如我和陈媛媛老师的一系列研究都是关于这方面的。另一部分是研究未随迁子女，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留守儿童”。这方面的研究其实有一定难度，因为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经常会互换角色。可能一段时间是随迁的，但因为大城市的教育和户籍制度限制，到了一定年龄无法继续升学就回到迁出地成为了留守儿童。
目前，Heckman教授在四川绵竹开展了以学校为基础的调查，该调查包括了学校、学生、家长（监护人）的全部信息，主要研究的问题包括了认知和非认知能力。还有一项研究是我与张俊森教授，Mark Rosenzweig教授一起牵头的广东省内0岁孩童的长期追踪调查。这项调查希望能长期追踪孩童所在的家庭及亲属，试图将省内流动人口从源头就开始纳入数据监测体系中。
张俊森老师和陶然老师分别都有一些研究，他们得到的结果大致是双亲外出务工会对子女有比较显著的影响，而单亲务工（另一方有能力监护子女）对子女的影响则不显著。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研究，这里可能没有一一举例。虽然流动人口子女是政策界和学术界关心的热点，但目前受制于一些难题，推进速度还比较有限。
何：研究方面遇到的困难是否主要是数据问题？
冯：是的，最大的困难还是数据问题。毕竟要在迁出地和迁入地都获取流动人口，包括子女、家长、亲属的信息有很大的难度，即使是政府方面也无法提供很详细的数据，所以大家做研究会遇到棘手的难题。
我们在数据调查的过程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难点。以上海的流动人口子女调查为例，事实上民办学校的试卷与公办学校是不一样的。这意味着，即使我们能调查民办学校的学生，也很难评估他们的成绩到底与公办学校的学生有多大的差距。
除去这个政策性的问题，我国现存的大型入户调查，包括特定针对学生的调查，都存在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抽样不足的问题。这是因为，调查面向的对象通常是全体人口或者全体学校，正常的抽样程序无法将足够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或者这些学校的学生抽入样本。类似的问题，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中也存在。如果没有专门的抽样设计，我们在普通样本中能看到的留守儿童或者随迁子女数量就会偏少，不足以支撑我们进行严谨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总之，无论是抽样、问卷设计、衡量指标的可比性，都可以归纳成为数据问题。我们缺少针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大样本调查，更缺少长期追踪的、科学设计的、抽样合理的调查项目。
何：您能介绍下目前暨南大学IESR所进行的留守儿童调查吗？
冯：这个项目就是前面提到的、与张俊森教授和Rosenzweig教授一起主持的广东省内追踪调查。我们计划做8000户，追踪孩子从0岁开始的情况。为了研究他们的随迁或留守行为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我们会一起追踪孩子的家长及其他相关亲属，特别是祖父母的情况。广东省内有比较多的农村，而打工的方向主要集中在省内的珠三角和潮汕地区。我们可以近似把广东省看是移民迁出和迁入的封闭系统，加以研究。
这项工作是长期的，我们将在2017年开始预备调查，2018年进行第一轮正式的数据采集工作。以后每两年监测一次，对被访人群做尽可能长期的追踪。这项工作的难度可能而知，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IESR有专门的数据处理中心和专家来对接抽样、问卷设计、数据采集、数据清理工作。未来，只要数据清理工作结束，我们就会及时发布，让学术界更多的同仁参与到数据分析和科研活动中。我们特别希望同行在使用数据之后给我们反馈问题，比如数据准确性的问题，比如问卷设计不合理的方面等。如果同行有特别的调查需求，我们也可以商讨，在新一期的追踪问卷中加入合理的问题，方便大家的继续研究。
虽然，我们在从事一项很有挑战性的数据调研工作，但我们有信心把它做成国内最大、最完备的流动人口子女长期追踪数据库，为使用者提供专业的服务。
何：您觉得IESR的调查数据可以在哪些方面对制定相应政策提供支持？
冯：民政部和公安部都非常重视留守儿童的问题，但目前因为调查还没有开始，非常具体的政策建议我还没有办法描述。
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一个环节被忽略了，而这个环节正是我们的数据调查可以提供的。目前，我们的政策主要考虑如何加强父母迁出地留守儿童的保护工作，对男孩主要是人身安全的保护，对女儿主要是防范出现性侵等。这些实际上受到迁入地，也就是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政策的影响。如果我们可以使迁入地的户籍政策有所改变，让城市化进程更加顺畅，就可以让更多子女跟随父母在城市享受更好的教育与医疗，同时受到更多的监护与心理关爱。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留守儿童目前遇到的问题。但在没有“迁出地-迁入地”配对数据之前，学界很难对这个问题进行定量的估测及一系列成本收益分析。IESR正在着手进行的调研，正是为了破解这个难题。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学术界可以做出更多以事实为依据（evidence-based）的研究。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与保护这个大课题下，亟待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涌现，这些才是未来我们制定相应政策的依据。IESR不仅在调查数据方面要做基础性工作，还要在学术研究及政府咨询等方面尽力。
何：最后一个问题，您已经发表的相关研究具有哪些政策意义？
冯：我们已经发表的研究发现从总体上而言，上海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质量不如公办学校。但2010-2012年，政府对民办学校的补贴提升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我们还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使民办学校的实际教学质量得以提高，家长对此的满意度却不高。这可能还是与上海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政策有关系。因为，公办学校入学难，大部分就读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无法继续升学，造成他们在小学毕业之后不得不选择返回家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父母并没有因为子女返乡而返回迁出地工作。这就是使得原来的随迁子女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留守儿童。从这个角度说，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的政策要全局考虑，不能只关注一面。
当然，我们的研究还集中在教育方面，也许只揭示了现实的一个侧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比如：如何对缺乏有效监护的子女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犯罪预防；对这个群体的心理健康进行监测；对这个群体的生理健康，特别是青春期发育进行监测等等。
感谢你的采访，欢迎关注我们更多的后续数据调查和研究成果。
（本文亦发表在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 观点”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