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01年去康奈尔大学，因为当时看到他的一些研究使用CPS（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数据，我对这个数据有一定了解，于是在2002年我主动找到他申请成为他的研究助理。很快我们就成为了合作伙伴，并且一起开始用CPS数据研究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我们一起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致力于解决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top coding”（顶部编码）对收入不平等度量的影响。”Top coding”指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就不显示具体金额，只显示这个阀值，而这个阀值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固定不变的，这就导致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低估了不平等的水平。在数据部分缺失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采用了很多参数、非参数、半参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又进一步申请用美国统计局的内部数据进一步提高原来的解决方案。

       在我离开康奈尔大学之后，Burkhauser还在继续研究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并且更加关注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在经济学界，收入不平等方面最为流行的研究是Thomas Piketty（《21世纪的资本》的作者）和Emmanuel Saez（美国克拉克奖得主）等针对高收入群体（前10%或者1%）收入占比的变动趋势的研究。他们主要使用税收数据，很多东西需要进行估算。但他们不能看到低收入者的收入情况，也缺乏社会保障收入等方面的信息。总体来说，单单看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比可能会夸大收入上升的趋势。而Burkhauser后面的研究还是依据CPS数据，CPS本身有一些信息，例如关于社会保障收入的信息，另外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估算纳税额。通过这样一些调整，Burkhauser的研究力图更加准确地衡量实际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及变动趋势。这是他一直到现在还在做的事情，今年6月份的时候他还给我发邮件，谈到他在离开康奈尔大学后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继续做的这方面的研究。

       我和Burkhauser教授合作的最有影响的成果是2012年发表在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的论文。我们把CPS数据调整之后，与Piketty等人的研究做了对比和印证。我觉得从我们的研究可以得出这么几点启示。

       首先，就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来说，我们不能够仅凭一个数据、一种方法就得出一个片面的结论，而是应该用不同的数据，比如宏观收入数据、CPS微观数据等，利用不同数据来互相验证。

       其次，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取决于我们使用何种方法度量不平等。如何定义收入？如何定义家庭？用什么指标来衡量不平等？用基尼系数？用90分位与10分位之差（P90-P10）？用顶端收入占比？还是用其他？使用不同指标可能导致结论不一样，因此我们要全面看待这个问题。所以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到底严不严重，要取决于衡量的标准，每一个标准关注的重点都是不同的。比如基尼系数比较全面，而如果不在乎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人群，就用90分位与10分位之差，如果想要研究顶端收入人群，就可以看前百分之一人群收入占总体收入的比例。不同指标计算出来的趋势可能非常不同。

       再看收入定义，用个人的收入还是家庭的收入？是税前的收入还是税后的收入？用收入还是用消费？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当前收入不如消费更能反映长期收入水平。

       这些选择部分取决于我们关注的重点在哪里。

       我们使用UHS（Urban Household Survey，中国城镇住户调查）的数据，初步发现1992-2009年间，中国的家庭收入不平等上升非常快，可以说中国20年的变化相当于美国40年的变化。我们把影响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动力市场因素，一类是家庭结构因素。

       首先，劳动力市场因素决定了个人收入不平等，个人收入不平等又通过家庭结构和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相联系。比如高收入的人互相结婚，则家庭收入会更加不平等。这个在经济学及社会学里面叫做"Assortative Mating"（婚姻正向匹配，即门当户对）。我们发现在中国，匹配因素基本上没有对家庭收入不平等趋势产生影响，所以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因素影响的个人收入不平等造成的。这其中又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教育回报，我们的教育回报大幅度上升，导致家庭收入不平等更加明显。另一个是女性劳动参与，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更大程度上加剧了家庭收入不平等。上述趋势和美国总体比较相似。

       Burkhauser是我在康奈尔大学时期的导师和合作者，Alan Krueger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期的导师，他们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多用数据来做研究支撑，而不是做纯理论研究。其次，他们的研究和现实联系非常紧密，Krueger的研究领域非常广，包括劳动力市场、教育、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甚至恐怖主义等等。Burkhauser的研究领域相对集中一些，主要包括几方面，一是研究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二是研究最低工资，三是研究美国收入不平等。他的研究都是比较偏向政策一些。

       从意识形态来说，我认为他们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 Krueger属民主党，Burkhauser属共和党。其中，他们最明显相反的观点就是关于最低工资。Krueger等人的研究认为最低工资对经济没有产生不利的影响，不会让他们失业，而是帮助他们，我们都知道民主党普遍赞成提高最低工资。而共和党赞成自由市场、小政府，比较着重最低工资带来的不利影响，他们认为最低工资可能干扰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提高最低工资的初衷是想要帮助穷人，但可能结果适得其反，反而让他们失业。可以看出，两人在经济政策方面有不一样的地方，除了可能是党派原因，还反映出经济学中实证研究的复杂性，关于最低工资的影响问题确实是美国经济学界一个没有明确共识的问题。

       我认为奥巴马当时选择Krueger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当时美国的失业率非常高，Krueger所做的劳动经济学关于就业方面的研究确实为奥巴马的连任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他的政策帮助下，美国当时失业率确实下降了。特朗普的三位总统经济顾问也都是比较保守的，这可能和他的“美国优先”政策相关。从Burkhauser可以看出他是聚焦在国内容易受影响的群体上的，包括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等等。

       Burkhauser教授是一个很有领导力的人，我与他合作时，他是康奈尔大学政策分析管理系的系主任。我听其他老师介绍，他对这个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招聘到很多做卫生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很快就把这方面的研究团队建立了起来。从我个人和他长期的交流过程过程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管理能力和领导力的人，做事情总是深思熟虑，很善于用写作和其他方式表达和传播自己的观点。同时他工作非常扎实，工作效率很高，也非常善于和不同的人合作，包括和我这样当时还是非常年轻没有经验的学生合作。

       我最大的感受是学术和政策研究其实是紧密结合的。这两位导师都是做实证研究的，又偏向政策研究，一个是奥巴马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另一个又是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拿Krueger来说，他在成为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之前，先去财政部做了首席经济学家，也曾做过克林顿政府劳工部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曾说过当时奥巴马的第一任财长Tim Geithner经常跑到他办公室和他讨论学术论文，而他提的很多政策建议都是基于非常严谨的学术研究。

       所以在学术研究不够的情况下，或者学术界没有足够共识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些政策判断。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把情况讲清楚，哪些知识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哪些知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撑，因此需要我们来判断的。我觉得这一点在做政策制定时非常重要，政策研究者应该至少要对目前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当智库在做政策研究的时候需要告诉政策制定者，哪些决策可能会存在风险，存在怎样的风险，这是政策研究者的责任。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成立政策研究中心的原因，我相信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存在天然联系，不可割裂。我觉得中国也应该把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更好地结合，用研究和论文来做支撑，不应该将二者割裂。我们学术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学术研究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学术研究太少就会导致缺少政策研究提供的支撑；另一方面是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的知识太少。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没什么研究以及没什么可靠的研究。另外，政策研究不应该忽略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的支撑，我们要以数据为基础，学术研究为支撑，政策研究为应用，最终我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