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精准扶贫之利剑
——专访IESR助理教授蔡澍
四川巴中南江县，川柏树村的金银花在阳光下绽放。它们迎风摇摆，为这个偏僻的山村招来“金银”。几个老人挥着手，脸上挂着笑容，送别即将往城里打工的子女……
然而，在中国腹地的其他地方，“贫困陷阱”仍十分显眼——即使投资回报率很高，贫困家庭因为缺少投资资金，很难发展生产，只能继续陷于贫困的境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功使7亿多人口脱贫，有效地消除了大面积贫困。但是另外一方面，相当多仍处于赤贫状态的家庭，散落在偏僻的山村。这些家庭致贫原因多样而复杂，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已经难以奏效。“有时，区域性的扶贫项目，甚至会拉大地区内的贫富差距。因为那些能力较强的人，更有机会获得贫困扶持资金。”蔡澍解释道。
“现在的扶贫工作已经瞄准到‘户’。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建档立卡'的工作，为贫困户建立个人档案。”在蔡澍看来，在现阶段，“小额信贷”是精准扶贫的一把利剑。
对“小额信贷”的评估
“‘小额信贷’是国际学术界使用的广泛意义的术语。在中国，具体指的是‘贫困村互助资金’。”目前，蔡澍试图分析，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能否突破早期扶贫措施的局限。
每年，国家将贷款资金通过农村信用社下发到村。由村民选举成立委员会管理和运作贷款资金。家庭如果需要资金，可以到委员会申请，签协议盖章后，凭证去信用社取钱。借款用于什么项目，由家庭和村庄自己决定。这不同于早期的专项扶贫贷款，如资金专门用于修路等。“初步研究发现，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一定程度上契合'精准扶贫'的理念。”
2016年3月，蔡澍跟随团队，到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进行调研。他发现，南江县的川柏树村，正在推广金银花种植。农户可以到植保站购买金银花苗。金银花种植对劳动力要求不高，种植一到两年后就可以采摘，出售给药材公司，为农户带来可观的收入。“这个产业前期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除了种苗的购买，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川柏树村地处山区，降水容易流失，需要建设蓄水池。”蔡澍观察到，帮助拓展经济作物种植的同时，互助资金也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年轻人可以到外地打工，进一步扩大家庭收入。
（川柏树村的金银花种植已初具规模）
十年前，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刚开始试点。实施早期，国家委托相关研究单位对项目进行评估。评估的方法主要是随机干预实验。
评估工作在山东、湖南、河南、四川、甘肃五个省份展开。评估组在每个省选出两个贫困县，在每个贫困县中选出五个贫困村。再随机选择3个为试验组，发放小额信贷资金，剩下的2个为对照组。“诚然，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方差别较大。实验在同一个县内的村庄中随机选择试验对象，客观的差异较小。”
两年后，评估组对农户进行跟踪调查。评估组发现，试验组家庭对农业生产的投资明显增加，如更多从事经济作物生产、加大畜牧业饲料的投入。同时，互助资金也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在试验组有更多年轻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
在中国的实验结果令人惊喜
“我们很惊讶地发现，这个随机干预实验的效果非常明显！试验组收入增加得非常快，消费明显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改善！”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如果前期农民得到贷款进行生产性投资，由于投资回报率较高，他们不仅能够将贷款还上，还能够继续扩大生产，形成良性循环。
(收入增加的农民盖起了新房，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蔡澍和他的团队发现，同期在印度、墨西哥、埃塞俄比亚、摩洛哥等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试验，小额信贷对农户增收没有明显作用。这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通过对比分析，蔡澍和他的团队认为原因可能有以下四个。
首先，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很大。如果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收入增长可能非常巨大。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农民工打工一个月所得的工资，可能等于他原来进行半年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入。
第二，在中国城市，农村流动人口相对容易找到工作。中国加入WTO后，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飞速发展，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与此不同，印度IT产业发达，对高学历劳动力需求大。受学历制约，印度农村人口进城后可能面临失业。因此在印度，小额信贷使贫困户农业收入增加，外出打工收入并未增加。在中国，则是农业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双增加。
第三，中国贷款周期长。中国的小额信贷通常以一年为期，外国的小额信贷很多要求每月甚至每周还款，这可能导致农户资金流断裂，削弱农户投资生产周期长但回报高的项目。
最后，中国小额信贷项目刚刚起步，国内农村缺乏资金的现象比较严重。外国NGO比较发达，贷款项目借NGO组织已经得到广泛的推广，农村生产性资金相对比较充足。
“救急不救穷”
“可以看到，小额信贷项目的推出，满足了农村家庭生产性活动的借贷需求。”蔡澍进一步解释道，“在乡村，自己生病或孩子上学缺钱，跟乡邻借钱相对容易。但如果要置办产业，钱就比较难借。俗话说‘救急不救穷’，消费性借款容易取得，生产性借款较难取得。”
在论文"Lend to the Needy, but Not to the Poor: Indirect Effects of a Microcredit Program on Informal Financial Networks"中，蔡澍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互助资金下发到村后，没有贷款的家庭，跟亲朋好友的消费性借款反而减少了。
“按理说，没有接受互助资金的家庭，应该不会受到项目实施的影响。”有趣的现象促使蔡澍深入研究下去。排除诸多因素后，他得出一个比较可能的解释：项目实施后，家庭发展生产的资金有了一定的保障，因此家庭生产性储蓄的动机减少了。
让我们进行一个思维实验。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年关将至，至少面临两个花钱的项目：一是置办年货，二是购买开春的种子和秧苗。根据“救急不救穷”的原则，一个家庭较易借到置办年货的钱，较难借到开春购买种子的钱。没有互助资金项目的时候，对于家里的储蓄，一个家庭倾向留到开春购买种子和秧苗，因此只能向亲朋好友借钱购置年货。有了互助资金后，村民预期到，明年开春可以从互助资金获得贷款，所以没必要存储开春购买种子秧苗的钱，买年货则可以动用家庭的储蓄，无须向亲友借钱。这也表明，村民在融资选择上有优先排序，他们倾向于能不借钱就尽量不借钱。“这关系到人情借还和面子问题。”
关于“救急不救穷”，蔡澍曾在不少会议上多次和其他国家的研究者讨论过，“我发现这个现象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是普遍存在的。”
小额信贷不是万能药
是不是跟村委会比较熟悉的村民，比较容易获得贷款？“接下来，我们会分析人际关系与贷款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比如，获得贷款的户主与村委会的负责人是否有相同的姓氏，家庭贷款率与家庭成员在村委会任职是否有相关关系，等等。”
此外，贫困村互助资金的成效与地区背景高度相关。尤其在地处偏远、缺乏发展资金的乡村，项目效果会更显著。
扶贫工作中，人的因素也非常重要。“一个地区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个地区有‘能人’。在南江县调查中，我发现村官、扶贫工作主管官员的个人能力很重要。”蔡澍提到两个人物——南江县扶贫办的兰主任，和川柏树村的村长。
“对于扶贫工作，别人可能认为是一种任务，兰主任则把它当作切身的事儿。他几乎跑遍了全乡的所有贫困村，细致了解信贷项目的贷款利率、资金分配等问题。他还善于想办法，让全县各村上报发展项目，类似‘竞标’，公开评比优劣，选出最有潜力的发展项目。项目如果进行得好，还有奖励措施，或下次有扶贫资金时会优先考虑。”
“在川柏树村，村长在村民中间比较有威望。种植金银花之前，村长带领大家尝试过种植其他经济作物，‘摸着石头过河’，最终选择了金银花。村民对村长的支持是该村成功的一个关键。”
(村长在田间讲解金银花种苗种植技术)
贫困家庭自身的因素同样重要。如有些人偏好于即时消费，储蓄愿望不高；或比较保守，不愿投资风险较高的生产活动。“目前的数据库里面没有这方面的度量，接下来的调研会尝试增加相关问题，并考察这些因素与扶贫项目的交互作用。”
“学术界存在争论，‘贫困’到底是受市场等外部因素制约，还是受个体内在因素制约。我想是兼而有之。”蔡澍总结说。
多样化的扶贫方式
贫困原因的多样化，使各地采取的扶贫策略各不相同。目前，已经有“黑土麦田（Serve for China）”项目、光伏发电站扶贫、劳动性收入奖励等多种形式。
对于那些缺乏发展条件的地区，比如地震灾区、存在地方病、地理环境恶劣等“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区，会考虑易地扶贫搬迁。“目前，异地扶贫搬迁的规模挺大的，约占贫困人口的五分之一。一般以自然村为搬迁单位，优先安排贫困户。”关于异地扶贫搬迁，蔡澍计划参与一个跟踪调研，观察搬迁家庭生活的变化。“希望可以总结一些经验。”
至于那些“扶不起”、没办法帮助的家庭，则会有社保资金、五保资金兜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日新月异，“很多人觉得中国渐渐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广大的腹地，很大一部分人仍在贫困线挣扎。深入农村调研，目睹很多农村老百姓的疾苦，深有感触。”
“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蔡澍左一和村民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