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竹市的留守儿童问题跟湖南、贵州甚至广东部分地区的留守儿童的数量和困难程度比起来差远了。这些数字一点都不触目惊心，毫无新闻的爆炸性可言。但即使是在这里，因为有机会跟学生、家长、老师、教导主任、校长和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打了交道，和他们的聊天让我得以从不同视角去看待当地的留守儿童问题。

       第一天，我们在齐天学校做问卷调查。工作间隙中，我和另外一名同事在学校操场上走着，想找几名学生聊聊天，给他们拍照。操场上玩耍的孩子都很害羞，看到我们走近都笑着跑开。我看到有两个小女孩在垃圾桶上折纸，就说要不跟这两个女孩聊聊吧。同事走上去说：“你们在折什么呀”？女娃娃抬起头说“信封”。”好棒，你怎么会折的呀？”女娃娃说：“我就自己这样……这样……就会折了。”  同事又问：“哦，那你要给谁写信呢？” 她说：“我妈妈，她很晚才回家。” 我和同事都有点沉默，我们只是想拍点孩子们嬉戏打闹的照片和视频，没想着要聊严肃的话题。同事想缓解下尴尬，就说：“那爸爸呢？” 孩子没有迟疑的答到：“爸爸一年才回一次家。” 我和同事又沉默了几秒，接着问到：”那你怎么不给爸爸写信呢？” 这下轮到孩子沉默了，她继续折纸，似乎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旁边玩耍的孩子慢慢地聚了过来，你插一句，我插一句地说 “我爸爸也一年回来一次”，“我家公也是”，“我家婆也是”。孩子们都没有避讳自己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外打工、不在身边的事实。

       他们真的都对父母不在身边接受得这么好么？女娃娃对最后一问的沉默算是一种回答。

       上午对孩子们的问卷调查结束了。午饭前，我们给留守儿童的家长做电话访问。客观地说，我应该开心，因为接受访问的家长们都很诚实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访问中有一道题是问“家长们认为外出打工、不在孩子身边对孩子的学习成绩、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外出务工的家长们都很坦诚地回答：选4，有较大影响，也有人选5，有很大影响。另外一道题是，“如果政府出资，每月给你几百元的补贴，你会愿意回到绵竹工作么？”家长们依然诚实的回答让我听得有些刺耳——那位家长操着四川话说：”怎么可能哦？”也是，毕竟通过前几分钟的访问，我已经知道他在外打工年收入十几万以上，回到绵竹的预期收入只在五万元左右。只是，他这种觉得问题很可笑的语气让我不知道该为他的高收入开心，还是为被他理所当然的留在绵竹的孩子觉得心疼。

       在齐天小学的调查只是演练，我们想把这份问卷调查推广到绵竹另外的十几所小学去。为了做好这个推广，我们通过教育局约了这些学校的教导主任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开始前，我们每个人都做了自我介绍。自我介绍的氛围非常棒，大家谦虚地介绍自己，纷纷表示要向专家学习。大家还用微信面对面的功能建了个群，有的闹出洋相把群昵称改成了自己的昵称，大家哈哈大笑，气氛非常融洽。

       自我介绍结束以后，我就开始跟教导主任们解释一下我们需要的数据内容。在确认所有人都理解之后，我也想听听他们有何疑问。教导主任们纷纷透露了他们的难处，例如工作繁忙、规定限制等等，言语间显出了一些无奈。

       我很理解教导主任的苦衷，他们做着琐碎烦杂的工作，对额外指派的任务感到力不从心。但是如何能让他们在做这件事情时，不仅仅只考虑行政高压与工作量增大的问题，而是更多考虑做这件事情对国家和那些孩子的意义，我陷入了思考，但也一时找不出答案。

又一天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我们乘坐早班机离开了四川。在去成都搭飞机的高速路上，我在想，不知道齐天小学的小女孩把信给妈妈没有，有没有告诉她有个漂亮阿姨给她拍了照片，不知道在外打工的家长们又多赚了多少，不知道教导主任是不是又在忙哪些琐事，不知道我们一行人心里对留守儿童又多了解了多少。

       生活在继续，希望我们都不会在得到想要的同时，失去已经拥有的，希望我们在绵竹的工作能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尽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