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蔡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功使7亿多人口脱贫，有效地消除了大面积贫困。但是另外一方面，相当多仍处于赤贫状态的家庭，散落在偏僻的山村。扶贫工作任重而道远。2016年9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计划五年内对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着力解决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究竟这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成效如何？去年夏天，我参加了国务院扶贫办易地扶贫搬迁调查项目，前往广西北部的都安瑶族自治县和广西西部的田阳县进行调研。以下为此次调研的手记。
搬迁之景
都安瑶族自治县的车家庄搬迁点，是都安易地扶贫搬迁的典型。车家庄搬迁点共可容纳100户人家，入住的家庭都是乡里的贫困户。刚刚抵达车家庄，映入眼帘的是相互独立、井然有序的两层小楼房。环境整洁，道路畅通，沿路矗立的太阳能路灯，看着颇为“气派”。虽然没有围墙，但相对一致的建筑风格，让人感觉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区。
在车家庄，各家各户门前都有用篱笆围成的一方菜地，种植一些供自家食用的蔬菜。通过访问，我们了解到扶贫搬迁安置房的面积是按人口计算的。因为瑶族自治县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家里有五六个孩子是常事，一般都可以分到面积比较大的房子。小区有净化水供应点，为居民提供干净的饮用水。与搬迁前相比，贫困户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坳镇车家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村民领到新居“钥匙”（图片来自网络）
在教育方面，安置点临近下坳乡，可以为搬迁家庭的孩子提供教育服务，如幼儿园、小学等。然而，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这样的距离还是太远了。为了节省路费，5岁的小孩就得住校、自己洗衣服，每个星期仅回家一次。走访当地，我们了解到不少孩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调研中遇到一个初中辍学的男孩，问他为什么辍学了，回答说读不下去了。谈及未来的打算，他一脸茫然，只说父亲、哥哥和姐姐都去广州打工了，自己可能也会跟着去打工。从后来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从他出生记事以来，他爸爸就一直在外打工。我们发现，这里的人们外出打工是“一代换一代”的家庭接力模式。16岁的孩子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结了婚，生完孩子，便将孩子托给在家的老人照顾。等到他们老了，就回乡照顾孙子辈，再换儿女外出打工。
致贫之源
为了深入了解贫困户的生产生活状况，我们利用入户问卷的形式对家户的收入和支出做了详细的调查。贫困户收入主要来源一个是打工，一个是政府的各项补贴。大多数贫困户会到广东打工，平均月收入四千多元。如果是夫妻俩一起打工，一个月可以挣到八九千。还有部分人去南宁做家政服务，每个月能挣两千五。在田阳县，水果分拣的工作也吸纳了相当多的劳动力，具体而言，三个月分拣芒果、三个月分拣西红柿，一年下来可以挣到近1万元。补贴方面，绝大部分家庭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生病住院（包括剖腹产），可以报销80%。此外，初中以下的学杂费全免，贫困户的孩子可享受政府的各项补贴。然而，仍旧有一些内外部因素导致一些家庭入不敷出。
首先是人情往来。据居民说，亲戚红包往来每次最少100元，一年下来要花费三到四千。一个女主人很无奈地对我们说：“别人都出三四百，自己出一百都不好意思。最近家里面也没办什么喜事，收不到份子钱。可能等到儿子结婚才会办喜事，那都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此外，每逢下雨，男人们在家里喝酒打牌，也有不少花费。教育方面，读高中的学费加住宿费可能得万把块钱。
除了外部因素，个体内在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致贫原因。据扶贫办黄主任坦言，那些缺乏发展动力、比较懒惰的人非常难扶。“即使为他们提供就业信息，鼓励他们出去找工作，他们还是不敢出去、或者懒得出去。”针对“越扶越懒”的问题，我向他们介绍了西南财经大学有一个“劳动收入奖励计划”，简而言之，就是根据贫困家庭的劳动性收入来确定补贴金额。在了解了该计划后，黄主任指出，确认打工者在外获得工资的真实性比较困难，一些打工者可能会谎报劳动收入。
此外，很多农民对于惠民政策缺乏理解。比如小额借贷分红，很多农户不懂得办存折，也不愿承担风险向他人借钱。针对农户发行的生猪保险，也因为理赔程序太复杂，农民参与度不高。
政府之用
调研中的一个重要体会是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到田阳调查的几天，正好赶上田阳芒果上市。当地的农贸市场随处可见芒果出售，清香诱人。在田阳，芒果和西红柿种植是最主要的产业。上市的芒果以及西红柿都需要分拣，这为当地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据黄主任说，田阳以前尝试过种植其他作物，都没成功，不断摸索，最终选择了种植芒果，并打出了品牌。这一成果，政府的作用不容小觑。黄主任用海南的芒果产业作对比。在海南，芒果种植销售都是农户自己负责，结果农户为了抢头拨，不等到芒果采摘季，就匆匆上市，恶性的竞争使海南芒果质量下降。田阳县政府意识到这点，做了不少监督协调工作。例如，规定芒果统一的上市时间，保证芒果的品质。另外，在芒果种植的原料供给上（比如施肥、施药），政府也进行严格管控。现在，临近的田东县也开始种植芒果，但销售仍然依靠田阳这边。因为这里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销售渠道，很多客户都是有着固定联系的中间商。
为了让老百姓在本地安居乐业，当地政府也进行了招商引资。在车家庄旁，就有一个深圳老板投资建成的电子厂，专门生产耳机。电子厂优先雇佣搬迁户的劳动力。据悉，熟练工一天工资50元，行情好时，一个月能干20天，月工资1000元。经济不好时，则可能没活干。我们遇到一个在电子厂工作的女职工，她原先在广州南沙丰田汽车厂里工作过，月工资有三四千，比这里高很多。但因为家里有五六个孩子需要照顾，便回乡就业。“在家里工作主要图个方便，还能照应家里的孩子。”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用于脱贫移民搬迁的农民进城创业园（图片来自网络）
如何更好？
经过几天的调研，我觉得现阶段扶贫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家扶贫力度大，补贴项目多。例如农业补贴、学生营养餐补贴、危房改造补贴、大病医疗救助、职业技能培训、定点帮扶干部（县里各部门工作人员负责跟踪包干几个扶贫对象）、公益林补贴、小额借贷分红、生产资料补贴等等。
第二，扶贫工作成为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一方面，年轻精干力量成为扶贫工作的主力；另一方面，上级领导隔三差五就会下来视察。如调研当天，老干部促进会的人员下来开座谈会。据说这些老干部的意见很管用，能直接传声到中央。在各方关注下，扶贫干部普遍反映工作压力较大。但同时，扶贫干部流动率较高，不利于研究机构建立长期的扶贫调研点。
第三，初期的精准识别已经完成，动态监测正在进行。黄主任认为，对于扶贫干部来说，精准识别要求他们对帮扶对象的每一项收支有准确的把握，而不像以往只进行粗略的估计。
第四，扶贫措施多样化。绝大部分基层干部都认识到，贫困家庭致贫原因多样而复杂，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措施已难以奏效，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应取而代之。
事物总存在着两面性。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虽然经过科学的设计，但到了基层也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首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和各地之前和正在执行的工程对接上存在问题。有对接的好的，比如开展生态移民工程的下坝乡。在新政策下，下坝乡将生态移民和易地扶贫搬迁较好地结合在了一起，解决乡里1000多贫困户的搬迁。也有对接遇到问题的，比如田阳县，原来的搬迁工程的设计面积按照现行搬迁政策是超标的，其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在黄主任看来，应该给各地一些自主权，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解决。
其次，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可能产生一些新的社会问题。贫困程度是根据评估分数来确定的，在现实中，存在着高于评估分数、但比较贫穷的家庭，当他们看到原先的贫困户都住进了新房子，有时比自家的还好，难免存在心理不平衡。如果没有适当干预，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破坏社会和谐。
再次，是原有房屋的拆迁问题，即将原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直接拆迁阻力较大，建议设置一段时间的过度期。如果某个村只有部分农户搬迁，生态复垦意义则不大。
最后，地方政府工程招标投标问题。在招投标中审计方面的工作要做好，才能做到公开透明，预防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