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谷佳家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伴随着人口控制计划，以及随后而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总体出生率从1960年代的每个家庭5-6个孩子左右，降到了2017年的1.6个孩子左右（世界银行数据）。这个数字低于人口自然替代率2.1。面对目前较低的生育率，学者们提出了各种担忧。总结起来，大概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影响劳动力数量，其二人口老龄化以及相应而来的养老成本。人们担心人口红利是否已经过去，失去人口优势的中国经济还能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吗？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总人口出生率最低其实是在1999年，低至1.493。从那时起，尽管增速有限，中国的总出生率一直保持缓慢增长，直到2017年的1.63。想要大规模提高生育率并不容易，纵观整个世界，生育率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保持总体下降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并不孤单。

       影响目前中国生育率的原因很多，此处仅作简单讨论。首先，随着城镇化进城，人们从农村搬进公寓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观察到更低的生育率并不奇怪。在丹麦，住公寓楼的人生育率最低(Kulua和vik)。在中国也是一样，城镇化的同时，公寓楼是很多人的唯一的选择。 Felson and Solaun发现在哥伦比亚，住公寓也会降低生育率。同时，房价的上升加重了没有房子的年轻人的负担。Dettling和Kearney用美国的数据发现，高房价会抑制无房者的生育率。除此以外，对女性的职场歧视都不利于生育率的调高。A Luci, O Thevenon用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发现近年来OECD国家生育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妇女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以及各种帮助父母平衡家庭与工作的政策。另外，计划生育下生长的一代，将要面临更沉重的赡养父母的压力以及高昂的教育成本。

       以上种种，要在短时间内提高生育率并不十分现实。但是在目前的中国，或许有一个更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关于生育率的讨论里，我们侧重关注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同样重要的还有人口质量，以及人口质量的不平等问题。在与人口有关的经济学里，一个经典的问题就是孩子的数量和质量的权衡（Becker and Lewis,1973）。在这里，质量指人力资本，通常用跟受教育水平有关的指标来衡量。

       在中国的城镇地区，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幅增长。根据城镇住户调查(Urban Household Survey)的数据显示，在1992年，一个家庭投资在一个孩子上的教育开支占总家庭开支的不到5%，而这个数字在2002年的时候达到了20%，并从此维持在该水平 (Choukhmane，2014)。城镇地区的高人力资本还体现在中国学生屡屡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名列前茅。同时数据里我们也看到人力资本的回报也增长到了和国际数据持平的水平。在1992年，多受一年的教育会使得工资回报增加5%。这个数字自2000年以来，稳定在了12%到13%之间。

       在农村地区，降低的生育率却没有伴随着像城镇地区那样的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提升。由于父母去城市打工，6000万的留守儿童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他们的认知能力以及人力资本的发展都受到负面影响。同时，即使那些跟着父母去城市的小孩，也因为没有户口不能进入公立学校读书，不能和父母工作地的城市小孩享受同等的教育 ((Chen and Feng, 2012) (Gao,2014))。这样的结果就是60%的农村孩子在高中以前离开了学校，而他们当中只有5%的人会上大学。

       计划生育政策似乎给城市和农村的孩子带来了不同的人力资本影响。比如，在有关城市的研究里，Choukhmane（2014） 和 Rosenzweig （2009）分别从教育的支出和教育的结果的角度，得出一胎政策提高了人力资本的结论。他们都利用了双胞胎数据，前者关注了家庭教育的支出，后者关注考试结果。在农村，一台政策并没有严格执行。Qian(2009)利用计划生育在农村的执行力度的地区差异，发现有额外的小孩会增加第一个小孩上学的可能性。也就说，在农村地区，限制生育有可能反而降低了人力资本。

       这种教育的不公平带来人力资本的不公平，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如果能提高在农村成长的小孩的人力资本，即使在保持生育率和人口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所担心的人口结构恶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会得到缓解。假如社会需要赡养的老人数量以及我们想要给他们提供的福利水平是一定的，如果子女的一代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则收入提高，赡养则相对变得容易。其次，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更高的人力资本直接提高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更多受过更高等教育的人在一起，也会增加积聚效应，同时带来更多的创新，提高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

       另外，我们所希望实现的产业升级以及中国制造“2050”也需要更多有技能的劳动力。随着自动化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一些低端制造业的工作会被取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并不缺乏劳动力，而是缺乏更高技能的劳动力。

       总之，我们应该尽量创造适合生育和养育的社会环境，但是从充分利用已有的人口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已经出生的小孩的教育问题。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James Heckman的研究也表明对于小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应该越早越好。因此，相对于关心那些还没有出生的小孩，我们或许更应该关心那些已经出生，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接受足够教育的小孩，使他们不被经济发展排除在外。

Reference: 

Becker, G. S. and Lewis, H. G. (1973).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2): S279–S288.

Choukhmane, T., Coeurdacier, N. and Jin, K. (2014). The one-child policy and household savings, Working paper .

Gao, H. (2014) China’s Education Gap, New York Times

Qian, N. (2009). Quantity-quality and the one child policy:the only-child disadvantage in school enrollment in rural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973

Qian, X.,and Smyth, R. (2008). Measuring regional inequality of education in China: widening coast–inland gap or widening rural–urban gap?.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the Development Studies Association, 20(2), 132-144.

Felson, M., & Solaún, M. (1975). The fertility-inhibiting effect of crowded apartment living in a tight housing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6), 1410-1427.

Rosenzweig, M. R. and Zhang, J. (2009). Do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induce mor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wins, birthweight, and china’s ’one child’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Chen, Yuanyuan. and Feng S .(2012). Access to Public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IZA DP No. 6853:

China’s Education Gap – A Surprising Factor in Rural Poverty

The Economist. How Chinese schools discriminate against 65% of the population

Kulu, H., & Vikat, A. (2008). Fertility differences by housing type: an effect of housing conditions or of selective moves. Demographic Research, 17(26), 775-802.

Dettling, L. J., & Kearney, M. S. (2014). House prices and birth rates: The impact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on the decision to have a bab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10, 82-100.

Luci, A., & Thevenon, O. (2011). VDoes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ain the Fertility Re bound in OECD countries. V Population and Societies, 481(1), 4.

Heckman, J. J. (2006). Skill form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vesting in disadvantaged children. Science, 312(5782), 190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