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不久前荣登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榜单,成绩喜人,但作为一个新型的独立专业智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Jennifer Hunt教授在政策咨询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小编抓住难得的机会就政府政策咨询问题对教授进行了采访。
IESR:您曾经担任美国联邦政府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您认为作为学者和政府政策咨询顾问二个角色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经济学家在政府政策咨询方面怎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在政府内部和外部做政策咨询工作其实有较明显的不同:首先,在政府内部你可以针对面对的人对咨询建议进行“量体裁衣”,例如,我为劳工部长做政策咨询时,我了解他的工作思路和目的,所以我知道如何用更合适的方式给出建议说服他。如果在政府外部工作,那就需要要试图同时说服整个政府团队,难度就相对更大,所以更需要注重咨询的技巧。
在沟通的时候,要意识到政策制定者大多不是经济学家,不会像经济学家非常专注于量化的结论,对抽象的经济学理论也并不十分了解。例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更关注“正效应、负效应、没有效应”,并不会重视50%和60%之间的差别,而经济学家有可能一辈子都在研究这10%的差别。所以在政策咨询时要牢记这一点,清楚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例如在增加所有人群的总体福利时又重点关注某些弱势群体)、想要给政府提供什么建议、要如何将你的建议和政府整体的议题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做政策咨询。
举个例子,我们的部门在做“职业许可(occupation licensing)”的相关调查和政策咨询,我们发现“职业许可”政策最大的问题是提高了消费者面临的价格,但“消费者”向来并不是一个太受政府重点关注的群体概念,而当时的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议程关注低收入工人群体的福利,所以我们着重强调“职业许可”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即它将一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或者仅仅是运气不佳的从业者挤出市场,失去高收入的工作。 这样对政策咨询方式的调整,是为了适应政府现有的政策结构和议程,让我们的政策建议能够更好地被采纳。
总的来说,做政策咨询和经济学研究的不同,是不能过度关注细节和面面俱到,经济学研究中很少有经济学家都认可的100%正确的结论,但在提供政策咨询时,不能因为只有极少量的反对证据就对你的建议不自信或者畏首畏尾,要从更宏观的视角去阐述问题,避免造成思路上的混淆因而降低了自己的说服力。
IESR:目前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些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尤其是限制外来人口流入的政策,你对美国移民有较深入的研究。能否请您从经济学的角度谈一下移民带来的影响,以及对中国这一现象的看法?
我参与撰写的美国国家科学院移民报告(其中汇总了我和其他移民学者的研究)发现,美国的国际移民对于移民本身以及对于本国的居民、企业都能带来积极影响。移民并不会降低本国居民的平均工资水平和就业率,但可能会对低技能国民的收入造成一定冲击,但我们需要考虑是否应该简单通过限制移民来保护这些低收入人群,还是有其他更好的政策(例如转移支付)。
美国的国际移民问题和中国的内部移民问题还有一点有趣的不同在于,美国政府并不需要关注国外潜在移民的福利改进问题,而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居住在农村的居民同样是本国国民,因此政府在做决策的同时也要考虑迁移对他们福利造成的影响。
IESR:IESR是一个年轻的学术机构,有众多青年学者,对于他们你有什么学术道路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