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研讨会共举办了两场学术报告。学术报告英文专场由美国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经济系助理教授林树明，香港科技大学教授Albert Park，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张宏亮及巴黎经济学院博士生黄旸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学术报告。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助理教授林树明报告了题为“Social Disadvantage and Child Health among China’s Rural-Urban Migrant Households”学术论文。本文使用RUMiC2008-2009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家庭的社会劣势情况与子女营养状况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家庭、老家以及现居住城市的特征之后，与年龄相对应的体重仍和农村户口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女性户主家庭的孩子的营养状况并不比男性户主家庭的孩子要差；女孩子的营养状况通常比男孩子要差。此外，文章还运用Oaxaca分解、反事实分析等方法证实留守儿童的营养状况差于流动儿童。
助理教授林树明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Albert Park的报告主题为“Educational discrimination and school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igrant children”。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国有接近38%的儿童属于流动儿童，流动儿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歧视，具体表现为流动儿童的学费比本地户口儿童更高。本文利用2001、2005以及2009年的CULS（China Urban Labor Survey）数据分析了流动儿童在城市上学的影响因素，并重点探讨教育歧视对流动儿童上学地点的影响。最后，本文采取了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了不存在教育歧视时流动儿童在城市上学的比例。结果发现，教育歧视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推广整体呈下降趋势；更多流动儿童选择在城市上学，但在城市高中就读的流动儿童比例增长较慢；受到户口条件的限制，学费上的差别使流动儿童在城市上学的比例显著降低，尤其在高中教育阶段。
Albert Park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张宏亮报告了题为“Family Background, After-School Tutoring,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本文实施了一项关于课后辅导的随机对照实验，该实验招收成绩较好的四、五年级学生为成绩较差的二、三年级学生提供一对一的课后辅导。结果表明，该试验显著提高了接受辅导学生的数学成绩，但对语文成绩没有影响。其中，对于父母双亲均外出务工的学生而言，他们的数学成绩的提升显著大于单亲外出或双亲均在家中的学生。文章还发现，相比于双亲均外出的学生而言，单亲外出或双亲均在家中的学生的家庭辅导大大减少，这表明，家庭辅导投入的替代性是该项目对留守儿童和其他学生具有不同效果的主要原因。此外，研究还表明该课后辅导项目对高年级学生的考试成绩没有任何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间接地证明了家庭辅导不足可能是父母陪护缺失影响留守儿童认知能力的渠道。文章认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发展过程中的父母缺位加大了留守儿童与城市儿童甚至其他农村儿童的差距。
副教授张宏亮
巴黎经济学院博士生黄旸带来了题为“Children Left Behind in China: The Role of School Fees”的论文分享。外来务工人员进城务工，留下大量留守儿童在农村生活。本文利用Rumic2008-2009年的数据探讨儿童为何无法随父母一起外出，并分析城市学费是否阻碍孩子随父母流动。首先，本文构造了家庭效用模型，认为家庭效用由家庭可支配收入、孩子人力资本等因素决定，若孩子跟随父母一起流动获得的净收益为正，则父母会带着孩子一起流动。当再定居成本足够大时，学费的增加将影响父母安置孩子的决定。接着，黄旸以当地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比例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分析发现：学费限制家庭的迁移；受当前财政体制的限制，外来务工人员仍然需要为孩子在城市上学付额外的费用，使外来务工人员的整体福利受损。
博士生黄旸
本次大会的中文学术报告专场由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候海波，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宋映泉，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魏东霞，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副研究员王晓兵及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刘玉照为大家精彩呈现。
侯海波（中国社科院）：寄宿与留守对农村儿童卷入校园欺凌的影响
如今校园欺凌在全世界中小学普遍存在，但常被校方和家长视为孩子间的“戏耍”，这种校园欺凌不仅造成心理障碍、行为失范和辍学，甚至还增加了成年犯罪风险。而且中国特有发展阶段和经济转型期，校园欺凌现象更加严重，再加上户籍制度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城乡教育资源布局不均等造成诸多问题。因此本文利用“农村寄宿制学校调查”联合课题组于2015年在河北和四川对137所农村寄宿制小学收集的数据，结合工具变量法探究寄宿且留守的儿童与是否卷入欺凌的关系以及卷入欺凌儿童的内外化行为和学业水平状况。结果发现寄宿且留守的儿童可能由于童年与父母分离，缺少家庭日常关爱与保护，更容易卷入欺凌；卷入欺凌的儿童内外化行为及学业水平均处于劣势，且“被人欺负也欺负别人”这类儿童辍学和成年犯罪的风险高。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还提出了相关的治理思路，即国家应该提供充足的生均公用经费保证校园管理的专业和有效；提升生活教师的专业水平；提升班主任的素质与责任心；而最根本的是要打破户籍制度壁垒和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使农村寄宿且留守的儿童不再是迁移成本和城乡二元制度成本的承担者。
宋映泉（北京大学）：谁是最弱势的农村儿童？——回流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
根据2016年中国最新公布的相关数据，全国留守儿童已达到约902万，另外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回流儿童的增加。本文运用“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睡前故事随机实验”基线和第一次跟踪数据，包括河北、四川 5个县，137所学校，探究了回流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所造成的影响，比较所有农村儿童之中，谁才是最弱势的群体。
通过对样本儿童学业表现、身体发育及睡眠情况、心理发展、 校园人际关系等四个方面的测试，发现回流儿童与非回流样本、与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相比，在学业、心理和校园霸凌等几方面都显出弱势。而且相关回归和稳健性分析表明回流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睡眠、人际关系、外化、抑郁、自尊等）有负面影响，加上父母外出打工对子女成长似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孩子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从而对学业发展（阅读习惯、阅读能力）有显著负面影响，也增加了这个群体留级的可能；随迁时间越长，其负面影响越大；如果留守儿童在幼儿园阶段回流，那么对其学业发展没有显著影响；最近一年回流的负面影响越大，但影响机制有待继续探讨；特大城市的以教育控人以及高考制度导致大量流动儿童回流成为留守儿童有长远的社会代价。
魏东霞（暨南大学）：落户门槛、技能偏向与儿童留守——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
由于户籍分割，流动人口居家迁移率偏低，存在着亲子分离的问题，大量的孩子成为了留守儿童。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主要城市的落户门槛指数度量了不同城市落户的难易程度，提出了2个假说：1. 高落户门槛提高了流动人口家庭儿童留守特别是独自留守的概率；2. 城市落户门槛的技能偏向增加低技能流动人口未成年子女留守的概率。
本文采用2014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和46个城市落户门槛指数数据以及建立回归方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落户门槛与儿童留守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贡献有以下3点：1.现有文献认识到户籍是留守儿童产生的主要原因，但忽略不同城市户籍制度的异质性，亦缺乏实证检验，本文实证检验了落户门槛与儿童留守之间的关系；2.现有文献缺乏户籍对流动人口影响的异质性；3.本文发现流动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产生留守儿童的重要原因。
王晓兵（北京大学）：Migration, Schooling Choice and Student Outcomes in China
大量的流动儿童因为户口制度不能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本文将留守儿童分为了三类：1.父母外出，孩子进入移民学校；2.父母外出，孩子留在家里，进入农村公立学校；3.父母在家，孩子进入农村公立学校。根据这三种留守儿童类型对移民和农村公立学校的学生的差异进行了研究，尤其是以下两点研究：1.在同一周内对移民和农村公立学校的学生进行统一测试，比较两者之间的分数差别；2.研究了父母移民对学生数学分数以及学习上焦虑的影响。
本文数据来源于上海和苏州87所农民学校，以及安徽5个县中30个农村公立学校的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父母的移民状态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有显著的影响；2.第一种类型的学生表现低于第二和第三种类型的学生；3.对比第二种类型和第三种类型，父母的移民状态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没有影响。
最后本文给出两点政策意义：1. 学术进步将为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提供更优质的移民儿童，同时，这也是中国未来社会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核心；2. 城市学校系统应该建立扩张计划，不管户口如何，都可以让学生接受公共教育。
刘玉照（上海大学）：制度衔接、结构转型与流动子女义务后过渡教育
流动儿童的义务后“过渡期”是指流动儿童离开义务教育段的中小学之后，到正式进入就业之前这段“过渡期”。这个“过渡期”产生的基本原因是因为按照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儿童一般是截止当年8月31号满6周岁入学，经过9年义务教育，6月份初中毕业的时候，绝大部分同学年龄应该是在14-15周岁之间，最大的距离满16周岁应该还有3个月的时间。按照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不满16周岁是不能参加就业的，也就是说，如果企业雇佣了16周岁以下的人，就属于雇佣童工，属于违法行为。
这样问题就来了，我国目前绝大部分初中毕业生，除了继续求学之外，大概会有不多于3-15个月的“过渡期”，在这个期间，他们既不能入学，也不能参与就业，那么这个“过渡期”该如何度过？来自田野的经验证实目前这批孩子主要的出路有三个：
（1）最好的出路是通过各种关系非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虽然工资少一点，但是成为问题青少年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2）其次一个出路是整天宅在家里上网、玩游戏，因此染上网瘾而不能自拔；
（3）成为无业游民，整天在大街上溜达，拉帮结派，游手好闲，惹是生非，严重的危害社会。
对于后面两种情况，无论是网络成瘾，还是进入团伙中，很多人一年之后，即使达到了合法就业年龄，再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变得很困难。因此需要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文章提出几个建议来流动儿童义务后的“过渡期”难题。首先可以利用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过剩的”职业教育资源或成人教育资源开放给流动人口子女。其次可以考虑利用民工子弟学校资源，延伸一年义务教育，实行职普结合。最后还可以实行青年见习岗位计划，创新企业内部的“师徒制”，以此解决流动儿童义务后“过渡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