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定者常常面临着“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之间的两难选择。与污染企业产生的GDP相比，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一般是隐形成本，难以被量化纳入政府决策的信息集。因此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的污染控制措施还远不够强硬有力。这时就需要经济学学者的研究去揭示环境污染所造成的隐形成本。IESR的助理教授陈思宇就是其中一位研究者。

她的第一篇博士论文的题目是“Air Pollution, Student Health, and School Absences: Evidence from China”，发表在环境经济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上。她在论文中探讨了空气污染所造成的间接社会成本。“我的这篇论文主要研究空气污染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如果学生因为严重的空气污染而生病，由此经常缺勤，那么他们的学习成绩势必会受到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他们人力资本积累与未来劳动收入。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空气质量较好，而发展中国家的空气污染相对严重。如果空气污染造成劳动力收入降低，这将进一步拉大全球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去做这篇文章的。”陈思宇介绍道。

陈思宇参加我院主办的第13次“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季会

她以广州市3000多所学校的学生疾病和缺课情况为例，发现空气污染通过影响学生健康降低了学生的出勤率，产生了额外的经济损失。空气污染指数（AQI）每上升10个单位，全国平均每日增加87.57万缺勤学生；基于2015年的统计数据估计，中国政府每日对每个学生的教育补贴约为100元人民币（15美元），如果学生缺勤，则相当于政府对学生的教育补贴没有落到实处，由此将产生可观的每日成本约为131万美元，这是空气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空气污染水平低于政府官方空气质量指导标准，其对学生的疾病发生率及缺勤率的负面影响仍不可忽视，说明国家目前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还不足以保护学生的健康。

陈思宇近期在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则关注空气污染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可能诱发人们的暴力倾向和愤怒的情绪，进而增加了社会总犯罪数量。此研究从社会稳定方面再次证明了空气污染存在隐形成本。陈思宇说：“这些研究旨在衡量空气污染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希望公众和政府部门在做决策时不仅关注到环境污染的直接经济成本，还应该考虑到其产生的间接成本。”

肺炎疫情中，在家办公的陈思宇虽然未受到严重影响，但也感触颇深，她说接下来有更强的动力做更多的研究来探讨气候变化给我们的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并计划将研究成果写成科普文章传播给大众，让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并不遥远而宏大，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陈思宇说：“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拥有世界大局观，从身边做起。环保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抽象且短期不容易看到收益的事情。作为经济学学者研究环境相关问题，将环保换算成真金白银的经济收益，则会让大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人们行动上也会循序渐进地改变，就像微小的蝴蝶扇动翅膀一样，形成飓风，让整个社会焕然一新。

陈思宇大学本科时读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却申请了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逐渐转移到环境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在她看来，经济学不仅是一个学科的知识，更是一种思维上的训练和提升，学习一套分析问题的工具、方法和价值观。掌握了这套工具，可以分析很多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她强调道，“最终你还是要沉淀到一个领域。不同领域里面思考方式仍有差别，需要你深入，才能将问题从表面研究到本质。”

陈思宇在中山大学校园

对陈思宇来说，做学术没有最痛苦也没有最快乐的时刻，而是一个苦乐交织的过程。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天边飘来一片疑云，此时会纠结痛苦一会儿。但一旦找到了解决办法，疑云四散，产生一种明亮的快乐。遇到的问题越痛苦，找到解决方法时就越快乐。

例如，在做空气污染与学生缺勤率的那篇文章时，陈思宇就遇到不少困难。第一个困难是数据困难，由于论文中使用的广州市学生数据不是公开数据，因此陈思宇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和广州市疾控中心洽谈数据合作，逐步建立信任最后才拿到数据。第二个困难是随着文献的进步原本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在审稿时已过时。“当时写这篇文章，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处理内生性。本来以为使用日度数据和高维固定效应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内生性问题了，但随着我的投稿，发现大家对内生性的识别越来越关注，原本的高维固定效应模型不足以说服审稿人，所以又重新收集了逆温数据，用工具变量法把结果全部重新做了一遍。”

经过两年半的精雕细琢，从最初立项到最后发表，陈思宇第一次独立走完了整套严格的科研流程。她分享自己对学术生活的体会：“学术研究已经抚平了我的情绪了，做学术的人一般不会大悲大喜，整体上我们的抗压能力和心态调节能力是非常强的。”

“我觉得没有体验过学术训练的大学生活是不完整的。”陈思宇笑着说。“对本科生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科研成果，而是参与过程。其实大部份人将来不会做学术，但他学习到的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方式以及迎难而上的品质，正是在科研的过程中得到最大的锻炼。”

当前做科研的难度似乎被妖魔化了，说得越高深反而容易让学生裹足不前。刚成为IESR助理教授的她觉得在培养学生科研兴趣时首要任务就是把科研变得“可完成化”。目前她带了两个大二本科生，这个寒假安排他们学习基础的计量软件。陈思宇介绍她带学生的方法：“作为老师，我们已经清楚一个科研项目是如何运作的，但是对学生则不然。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科研项目分解，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步骤，让学生先去执行。执行任务后再给他们纠错，这个纠错不是仅仅指出哪里做错了，重要的是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应该如何思考，培养他们主动探索的能力。期间，还需要告诉他们规范。当一个项目完成后，他们会产生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就会激发他们的科研兴趣。”

性别刻板印象也是陈思宇的研究方向之一。她提到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尽管现代社会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逐年提高，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仍然较低，在许多发达国家甚至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其次，在政治、商业等领域，女性居高位的比例仍然较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最终她们却没有参与社会劳动生产呢？究竟是女性在就业市场遭受了歧视；还是由于女性的偏好选择，她们的效用函数中家庭因素占比较高，所以她们愿意主动减少工作时间，放弃晋升？这也是陈思宇目前一篇工作论文的研究主题。

2018年4月，陈思宇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The KR Chou Scholarship

当提问到女性是否适合读博士，是否适合做研究，她是这样回答的。她认为这不是一个性别问题。女生考虑读博士，首先不要去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好，这与性别没太大的关系，做研究最重要的品质是努力和坚持，只要做到这两点就一定能达到一个还不错的水平。她举例有许多杰出的女性学者，让她敬佩不已。她的导师Jessica Pan,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性经济学家。还记得她第一次与导师见面时，Jessica Pan说道：“不要希望我安排任务给你，你要学会自己找想法，否则你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陈思宇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也是受到她所欣赏的、目前就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女性学者Janet Currie的一篇论文所启发的。这些杰出的女性学者证明了女性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极高的学术成就，这也激励着陈思宇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奋进。

“在学术道路上，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足够专注与耐心，不断学习，深入沉淀，最终能够成为一个领域中的专家，用科学的观点帮助周围的人。” 陈思宇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更应该沉下去，扎扎实实，用匠心去浇灌每一个研究项目，多想多学如何能够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博士毕业后，陈思宇加入了IESR。谈及这次选择时，她说IESR是国内经济学科与国际化接轨的改革先锋，虽然2015年才成立，很年轻，但是它做出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同行内也是有口皆碑的。IESR的发展和壮大，挑战着国内高校经济学科建设的传统模式，带来一股新鲜活跃的空气。

陈思宇回想了自己加入IESR半年来发生的两件印象深刻的事情。一件事是2019年9月份的第一次参加全院大会时，冯帅章院长说：“学院尽量为年轻老师创造宽松活跃的科研条件，我们努力兑现当初招聘你们过来时做出的承诺”。这句话让她很感动。学院理解并解决了“青椒”们的心中所忧，这个学院是充满温情的；同时学院鼓励并且创造了能让高质量科研成果产生的条件，这个学院是充满前瞻性的。

另一件事是2019年12月份学院举办四周年院庆，学院认真表彰了每一个为IESR奋斗的成员。站在台上领奖的同事们有的腼腆羞涩，有的从容不迫，虽形色各异但都呈现一种笃定的底色、朝气蓬勃、无比开心，想必是对IESR的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干劲。陈思宇说：“从那一刻，我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非常自豪能成为IESR的一份子，并为之成为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