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名片】龙小宁教授，现任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博导，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百千万工程人才国家级入选者，福建省“百人计划”和福建省“高校领军人才计划”入选者，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获得者，厦门大学“我最喜爱的十位老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Glenn Campbell and Rita Ricardo-Campbell国家奖金获得者，China Economic Review 以及《中国经济问题》联合主编。

龙小宁教授

3月30日，龙小宁教授作客我院“暨南论道”公开系列讲座第17讲，带来了题为“Policy Initiative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Innovation Promotion”的精彩报告。

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之中，如何有效促进创新从而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话题。为此，龙小宁教授以自己的四项研究为基础、以我国的现实情况为背景、以具体的政策改革为依据，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分别探讨了激励政策和制度环境对创新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从而为我们理解创新过程中政府与市场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

专利是衡量自主创新能力一个可量化的重要维度，而我国国内的专利数量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几何级增加，并于2011年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但与此同时，我国专利的总体技术含量可能并没有得到相应地提高。是什么原因使得一方面我国的专利数量大幅增长，而另一方面专利质量却没有提高甚至出现下降？龙小宁教授认为实施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目的，以相关税收（和补贴）优惠为主要手段的奖励性专利激励政策是导致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因此，她们运用1985-2010年中国专利数据库来构建省级面板数据，并从专利数量（用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直接衡量）和质量（用授权率、撤回率和续期率代理衡量）两个重要维度，通过与非企业样本对比，利用倍差法（DID）研究专利激励政策在中国企业专利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最终发现：专利激励政策显著促进了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的提高，但却明显降低了企业的一部分专利质量。从异质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发明的质量并未受到专利激励政策的显著影响，政策对专利质量的下降作用主要体现在占比最大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上。

首先，龙教授指出本项研究中所重点关注的陶瓷产业属于部分版权产业。所谓部分版权产业一般是指传统产业中有部分产品享有版权的产业。正因为这类版权相关产业体现了传统产业和版权的结合，因而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从侧面体现出创新在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程度。然后，她详细介绍了此项研究的现实背景。福建德化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中国三大古瓷都，而陶瓷产业长期以来都是德化的支柱产业。一方面，以2012年为例，德化县陶瓷产业的产值达到124.23亿元，占当年GDP的92.24%；另一方面，截至2012年，当地共有1361家陶瓷企业。若想在如此众多的企业中脱颖而出，唯有不断在产品设计方面推陈出新，那么版权保护对于德化陶瓷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避免被竞争对手模仿的重要性则愈加凸显。因此德化陶瓷产业是部分版权产业中对版权依赖程度较高的典型，以其为研究对象能够较准确地衡量版权保护对部分版权产业发展的影响。最后，龙小宁教授指出她们以福建省德化县2004年出台的版权本地免费登记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倍差法（DID）识别了版权保护与企业绩效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在对版权实施本地免费登记政策后，德化陶瓷企业无论从利润水平、劳动生产率还是销售额的增长率上，都显著高于同一地级市辖区内的其他陶瓷企业，且越是与版权联系紧密的产业，这种积极影响也越大。在运用反事实法和替换控制组为景德镇、醴陵的陶瓷企业进行检验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

讲座现场

首先，龙教授强调了创新对于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指出当知识产权被有效保护时才能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但在现实中，企业通过法院、知识产权局等部门提起专利案件的维权过程中需要高昂的法律费用，使得专利保护效果大打折扣，并弱化了其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产权局在2012年先后确定了两批城市和地区开展知识产权保险试点工作，并独家委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发专利保险产品，该产品相对于国外开发的专利诉讼保险存在两方面差异：一是价格较低、赔付限额较高，因而保险业务发展迅速；二是保险市场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仅在试点城市和地区展开，与之相邻的其他地区为研究专利执行保险的作用提供了合适的参照组。然后，龙小宁教授就具体介绍了她们的研究思路，即利用2008-2016年的省级、城市级和上市公司级数据，使用双重差分（DID）方法探究专利执行保险的推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最终发现专利执行保险通过降低专利人的维权费用，取得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效：第一，试点地区的专利案件数量显著增加，特别是专利诉讼案件数量大幅增长；第二，专利价值显著提升，尤其是发明专利价值明显提升；第三，企业发明专利的申请量与授权量显著增加，而这种效果在企业所有制、行业特征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项研究还选取地区保险业务发展程度作为保险试点的工具变量，结果显示以上结论依然成立。

1980年美国出台的Bayh-Dole Act极大地促进了大学的专利申请与技术转化，成为许多国家的效仿对象。自2000年《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起，我国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财政资助获得发明的所有权改革政策，其核心内容与美国的Bayh-Dole Act几乎完全相同，被称为中国版Bayh-Dole Act（以下简称BDA）。然而，我国的渐进改革方式与来自国有资产处置的约束是否会影响中国版Bayh-Dole Act的实施效果？本研究中龙小宁教授团队通过信息公开申请与网页查询的途径搜集了1998-2014年间985高校的专利激励政策及修订的数据，从而考察中国版BDA对高校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及技术转化合同金额的影响，并将其与高校的其他创新激励措施（专利申请补贴、职称晋升激励、专利授权现金奖励等）进行比较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总体而言中国版BDA显著提高了高校专利的申请与授权量；第二，分高校类别看，中国版BDA对非理工院校发明专利申请与授权量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三，分政策类别看，作为收益权下放的两种不同形式，股份分成比许可转让收益分成对专利申请、授权的促进作用更大；第四，专利申请补贴对专利的申请量、授权量以及转化的影响仍最为显著。总之，中国版的BDA对专利成功转化的作用有待提高，原因应该是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心。

通过对四项研究整合串联式的讲解与分析，龙小宁教授认为激励政策和制度环境都有助于促进创新，但相对而言后者可能发挥着更加基础性的作用，因为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创新个体提供更为平等、稳定的激励体系，从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了激励政策的长期效果。因此，在当前背景下，我国应以怎样的方式去促进创新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去考虑如何让政府与市场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

冯帅章院长与龙小宁教授合影